任命戴琦为美国最高经济谈判代表也许预示了美国对华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但戴琦的举动尚未透露出明确的前进步骤。

在等待拜登政府上任这段时间里，北京方面应该采取若干步骤，促使两国政府之间建立起更富有成效的关系。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的低点，部分原因是在相关具体行动的战略意义上存在过分解读的空间。通过实质性对话争取压缩模糊地带，不放任过度解读和误读的空间，会有收敛矛盾的作用。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过后，中美两国有必要珍惜在经贸谈判和抗疫过程中好不容易表现出来的协调合作，巩固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促成的双边关系稳定势头。

随着2019年底的到来，在经历相互指摘、伤痕累累的又一年后，中美关系有了短暂的喘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缓解，预计2020年还会有更多的起伏与争执。

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特朗普政府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国际贸易法的不尊重。现在，WTO这样的组织又将因为特朗普着重推行其“美国优先”政策而受到伤害。

RCEP是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步，势必影响未来亚太经贸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格局。

面对单边主义“逆流”，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升级自贸区战略并打造其制度框架，将为中国赢得主动。

美国对日本谈判的策略是切香肠战略。根据这个战略，美国可依靠其超常实力，进行极限施压，把全面综合的自贸协议按不同议题切分成若干贸易协议，达到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目的。

中美经贸磋商早已跨越专业的界限，成为政治问题、战略问题。就经贸言经贸的单纯决策环境早已不复存在，各方在继续企盼协议、呼吁协议的同时，恐怕也要做好没有协议的准备。

特朗普的愿望清单中有很多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将来的一纸协议远远超出中国去年5月的提议，那它的大部分内容将是中国不能或不愿信守的空头承诺。

网络盗窃、网络间谍和网络恐怖主义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网络安全措施得到缓解。但不就合法的网络安全政策达成一致，华盛顿和北京就有可能阻碍贸易、合作机会和技术的进步。

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被视为一个机会，可以推动有关降低中国贸易顺差的政策。但这不足为信。

美墨加协定是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当下，世界亟需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合作秩序，避免只对本国有利的极限施压。

眼下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变，特朗普越是抵制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就变得越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