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习特峰会给双边关系带来急需的稳定。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实质成果，此访都标志着双方互动正逐步回归常态，两国领导人及团队已能够就一些最敏感问题进行探讨。即便未达成具体协议（成果确实有限），但这种直接交流仍具有重要价值。

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是此次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仅为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也表明双方在经历多轮摩擦之后，正在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彼此关系形成新的战略共识。

中东原有安全格局在美伊冲突中所暴露的脆弱性，正在推动地区国家做出一个共同判断：单纯依赖某个外部大国安全承诺的时代要结束了。

特朗普的中国行，以及习近平计划于9月对美国的回访，并不会终结战略竞争的时代。但如果这些峰会能降低意外事件或局势升级的概率——如美国芯片禁令扩大、稀土运输突然中断，或航运危机演变成更糟的情况——那么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超过近年大多数峰会。

回望过去一段时间，中美技术竞争如火如荼，然而双方也在人工智能合作方面取得了部分积极进展。2024年5月中旬，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轮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就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彼此关切的议题深入交流，标志着中美正式将人工智能议题纳入政府间对话。202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前总统拜登会晤，就确保核武器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达成重要共识，为人工智能军事化问题划定一条重要的“红线”，也为双边乃至全球层面技术风险管控与战略沟通奠定了基础。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挫折，尤其在伊朗问题上的困境，不仅使其外交议程复杂化，也推迟了至关重要的中美峰会。尽管受国内政治和战略利益驱动，中美双方仍有动力达成有限且务实的协议，但由于深层次的结构性竞争与互不信任将长期制约两国关系的实质性缓和，任何合作都可能仅仅聚焦于狭隘的短期利益。

美国正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战略风险：对华专业人才储备正在萎缩。这削弱了美国应对日益激烈的对华竞争的能力。出于安全考虑限制交流，会导致了解不足，从而让这一问题恶化。因此，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且兼顾安全的投入，以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水平。在美国对伊朗战争、执政团队内部矛盾凸显、美国国内通胀压力上行等因素影响下，特朗普的执政面临多重挑战。

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美国的关键盟友正转而向中国示好，或采取对冲策略，以应对特朗普治下美国外交政策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单边主义。这一转变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朝向战略自主与多极化的重新定位：盟友寻求伙伴关系多样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管理中国崛起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推动地缘经济进入由国家安全、贸易中断和胁迫力量塑造的新时代。由此引发的能源冲击将加速全球向绿色能源转型，并提升中国在新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

欧盟对华政策已陷入明显的矛盾之中。官方层面，布鲁塞尔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但实际操作中，对抗叙事已压倒其他所有，并正侵蚀合作的基础。

给中国贴上“混乱轴心”成员的标签，是对中国战略的误读。它不仅夸大了中国与其他美国对手的协同程度，还错误地暗示中国意在寻求全球动荡。中国的实力及其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主要源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深度融合与核心地位，而不是源于制造混乱或成为反美阵营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