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此番战略转向和调整不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矛盾积累、国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很可能代表某些中长期的趋势性变化。

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展示了其军事实力和对抗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在西半球影响力的意图。但此举违反国际法，并可能破坏地区稳定。此类干预凸显以国家或地区安全为幌子采取单边行动的危险性，它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促使其他大国挑战国际准则，让小国面临胁迫。

随着菲律宾2026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正寻求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同时深化与美国和其他伙伴的防务合作，以应对南海日益紧张的局势。该战略表明马尼拉在努力加强威慑力，同时不破坏东盟共识或引发更广泛的地区不稳定。

尽管特朗普可能并不关心构建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秩序，但利用他的私利也许可以推动实现这一目的。

欧洲在与俄“争夺”特朗普政府的拉锯战中再次占上风。特朗普政府虽然仍会推进与俄重启关系及淡化对欧洲安全的参与，但已经很难再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过山车式”的政策变化。

从过去一年看，领土扩张、军事干预、经济霸凌、资源掠夺、退群毁约已成为特朗普帝国野心的五个标志性“支柱”，接下来还会继续推进。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访华，通过加强贸易、投资和科技合作巩固了双边关系，但是，双方在乌克兰和先进技术转让等争议问题上似乎未取得突破。这说明了北京的谨慎。尽管马克龙表达了“新戴高乐主义”战略自主和美中之间“第三条道路”的愿景，但法国国内的结构性约束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持久重要性，限制了其方案的实质性影响。

尽管军事手段变得更加精妙、代价更小，但美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却更加复杂和脆弱。在多极博弈和资源掠夺的双重压力下，2026年的委内瑞拉走出阴霾的道路将远比诺列加时代更漫长且不可测。

格陵兰、委内瑞拉和乌克兰的案例预示着全球治理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全球治理没有消失，而是在危机与竞争压力下重建，且速度更快、争议更多、更具交易性质。

委内瑞拉事件非但没有解决原有问题，反而使之更加尖锐。如今的危险不在于各国会公开背叛，而在于它们会悄然适应一个流氓的美国。这种情况下，秩序或许能够维系，但成本会更高，且留给主导大国的回报也会递减。

特朗普对关键矿产的重新关注让中亚重返华盛顿的战略议程。这也是C5+1峰会的特点，它将投资承诺、资源获取和双边交易置于区域协调之上。此次接触标志着美国重新进入长期受俄中影响的地区，但其交易性和掠夺性做法可能加剧分裂，让中亚能否持续受益成为未知数。

委内瑞拉事件不会推动中美走向某种“责任共担”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双方在秩序理念、干预边界与责任认知上的差异。

世界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战略方向和实施能力均发生系统性变化。西方的全球治理观已无法全面反映全球力量新格局和国际政治新生态，而契合全球南方利益的“全球治理倡议”显然与西方全球治理观有着结构性的认知差异。

2025年的乌克兰问题，逐步从战场对抗转化为一场围绕停火条件、战后安排和大国责任的复杂博弈。

特朗普政府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将美欧关系从基于法律和制度的伙伴，重新定义为要通过身份、传统和人口忠诚度来判断。这一“特朗普推论”意味着与1949年后的跨大西洋秩序彻底决裂，加剧了欧美之间出现持久裂痕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