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速战速决”和政权更迭的意图已经落空。这场军事冒险不仅陷入伊朗“以拖待变”的困境，还引发美国国内反战抗议，损害美国国际信誉，最终或将适得其反，让特朗普付出巨大的政治与战略代价。

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后各方消息证实，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一众伊朗高层领导人已在袭击中丧生。这一幕与1月初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情景何其相似，以致很多人将其视为另一个“马杜罗事件”或是“马杜罗事件升级版”，忽视了其背后的三个核心问题。对任何一位关心这场战争的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即特朗普开战的依据是什么，美国对伊朗开战的理由成立吗，以及这场冲突的前景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这个三个核心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字，而这也使得特朗普的军事行动更像是一场前景不明而代价高昂的豪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拥有核武器都不会让日本变得更安全，反而会得不偿失，严重恶化日本外向型经济赖以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沙拉的热烈态度，证明它们正以狭隘的地缘政治逻辑取代“9·11”后国际社会达成的反恐合作共识。这种投机主义的选择性反恐立场不仅是巨大的历史性倒退，还将带来极为深远的消极后果。

6月13日到6月24日，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值得一提的是，军事行动结束后，以色列、伊朗和美国三方同时宣称自己赢得了这场冲突。这种分歧不仅反映了各方对于冲突后果的理解差异，更折射出了围绕伊朗核问题博弈的激烈程度。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军事冲突呢？笔者以为，除了极少数从中收益的政客外，或许在这场冲突中并没有真正的赢家。

伊朗当地时间6月22日凌晨，美国动用B-2战略轰炸机向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投下了被称为“炸弹之王”的GBU-57巨型钻地弹。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的打击行动“非常成功”。由于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外部支持者，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就成为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关键。笔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面临着一系列致命陷阱，讨论“成功”与否似乎为时尚早。

特朗普新任期内的全球战略至少存在四个严重的“错位”。其所作所为非但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滑落，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

7月23日，巴勒斯坦14个派系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简称《北京宣言》）。如果说一些西方媒体对于2023年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和解心存疑虑和观望的话，《北京宣言》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中东舞台上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应对加沙危机，还是从地区和平和中国中东外交的角度来看，《北京宣言》的意义都不应当被低估。

消除反犹主义不能寄望于一部争议四起的法案，而是需要真正平等的民族和解与跨文化交流。

加沙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前拜登加沙政策的多重困境，并对拜登连任构成了巨大挑战。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趋于白热化，拜登团队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或会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