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后各方消息证实，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一众伊朗高层领导人已在袭击中丧生。这一幕与1月初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情景何其相似，以致很多人将其视为另一个“马杜罗事件”或是“马杜罗事件升级版”，忽视了其背后的三个核心问题。对任何一位关心这场战争的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即特朗普开战的依据是什么，美国对伊朗开战的理由成立吗，以及这场冲突的前景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这个三个核心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字，而这也使得特朗普的军事行动更像是一场前景不明而代价高昂的豪赌。

第一个“不”，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法律依据并不存在。正如哈佛大学马修·伯恩教授所言，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美国对同样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伊朗的军事进攻完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禁止在一方未发动攻击或即将发动攻击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伊朗显然不属于这两类情况。在国内法层面，无论是特朗普是否宣战，其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已经和正式战争无异，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力。根据美国宪法，对外宣战属于国会的权力，而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并未经过国会的讨论和辩论，自然也不会得到国会的批准。在历史上，虽然也不乏总统在未经宣战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情况，但大都会在国会进行一些辩论，以便得到国会的充分支持。这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似乎并未在国会进行正式的讨论。战场上的胜利或许有助于化解国会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然而一旦出现战场不利，就会使特朗普骑虎难下。

2月28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军发射拦截弹后，导弹碎片落下。

第二个“不”，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借口完全不成立。特朗普至今没有说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开战理由，所谓“伊朗威胁”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目前伊朗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为虚弱的时候，不可能构成比先前更大威胁。在去年美以空袭之后，伊朗并未迅速恢复其核项目。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伊朗部分地恢复铀浓缩能力也需要数月时间，这与真正的核武器计划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弹道导弹方面，伊朗的导弹能力也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因为伊朗并不具备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在没有可靠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要求伊朗放弃弹道能力同样不切实际。人们很难想象，除了有限的弹道导弹之外，伊朗还能有其他的军事手段进行自卫。至于对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和代理人的指责，同样言过其实。众所周知，过去几年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都已被严重削弱。在叙利亚，作为伊朗铁杆盟友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已经垮台；在黎巴嫩，真主党在经受领导层被斩首和失去叙利亚战略通道后已经一蹶不振；在加沙地带，哈马斯也在以色列血腥而残酷的镇压下遭受重创，徒留一个不屈服的形象；带有内战色彩的也门胡赛武装也遭受了多次轰炸，其影响力只限于有限一隅。更重要的是，没有迹象表明伊朗近期正在加大对这些地区盟友的支持，或是这些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第三个“不”，特朗普在伊朗所期待的前景很可能是不确定的。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的首轮袭击中已经得手，但成功的军事袭击只是一个开头，远非这场战争的结局。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并未向民众提供一个清晰的战争目标。这就无法不使人怀疑这场战争将终于何处，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愿意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2月28日，民众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

首先，在针对伊朗核项目或导弹项目方面，美国军事行动似乎并不必要。即便是美国能够继续重创伊朗导弹基地或残余的核设施，也不可能剥夺伊朗拥有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假以时日，伊朗仍然可以逐步恢复。

其次，在改变伊朗对美政策方面，虽然哈梅内伊等人已在军事行动中死亡，但美国和以色列期待的对自己有利的政权更迭也未必会发生。正如有美国媒体所说，“这里不是委内瑞拉，不会有副阿亚图拉接任最高领导人。”一方面，无论美国还是以色列，都不大可能投入大量资源去扶持一个新的亲美政权；另一方面，即便美国和以色列有意扶持新的政权，也未必能在伊朗境内找到合适的代理人。也许一些流亡海外的伊朗反对派群体希望攫取权力，但是他们未必拥有霍梅尼在1970年代那样的国内政治和组织基础。未来的伊朗可能会更加虚弱，但如果伊朗因为权力过渡失败而走向内乱，不排除会出现更为激进的反美势力。这同样未必是特朗普所期待的结果。

最后，伊朗的反击或许会让美国付出超预期的代价。虽然伊朗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军事代差，但是奋力反击的伊朗仍然有可能给美国造成一些无法预知的损失。须知，伊朗是一个在人口、资源、面积和民族抱负上都远胜于阿富汗的国家。伊朗的报复和反击也许不是万弹齐发所形成的强大军事威慑，而很可能是通过持续反击所展示的不屈意志和决心。果真如此的话，这将会成为特朗普最不愿看到的战争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