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表明，随着经济体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它的经济增长率是会下降的，中国也不例外。不过，目前中国的人均实际GDP为14197美元，经济年增幅仍可达5%至6%。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值和实际增速都是“5%左右”。

2026年以来，欧盟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明显提速，尤其与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场的两场重大谈判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欧盟全球贸易战略进入实质性重塑期。

“可负担性”政策成为特朗普争夺选民支持的关键抓手。这些政策的潜在风险和长期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通过低成本、高效的国家连接模式，美国的实验将催生新的现实。赞格祖尔走廊不仅是一条交通线，它很可能成为塑造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变量。

近年来，中国刻意保持人民币稳定，重视货币信誉和可控的国际化，而非出口驱动的贬值，因为货币贬值会导致贸易紧张、地区动荡，损害长期战略目标。北京没有直接挑战美元地位，而是致力于构建国家主导、能够抵御制裁的金融体系，并逐步将其汇率从与美元紧密挂钩转向更多元的架构。

美国在无力维持全球领导权后，正通过“自我孤立式霸权”，对全球进步趋势形成严重阻碍。

美国最近发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体现了脱钩的局限性。对中美两国来说，在捍卫核心利益的同时构建维护合作的多层次机制，是避免相互毁灭和全球经济停滞的唯一理性途径。

几十年来，西方跨国公司和科技企业为马来西亚打下出口基础，而中国则资助其铁路、港口和工业园区。吉隆坡以罕见的轻松方式维持着这种平衡。如今，稀土野心正扰动这一平衡，从而加剧了马来西亚国内对控制权、国家利益和中立原则界限的争论。

“特恩贝里体系”试图以双边协议机制取代二战后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它标志着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大转折，并将深刻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中国正迅速成为全球首个“电力大国”，经济日益依赖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和对关键战略材料的控制。这种新模式充满希望，也面临巨大挑战。

欧盟正在背离自己曾经倡导的多边秩序。当前的挑战是让欧洲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真正的战略自主无法靠披着监管外衣的保护主义来实现。

美国需要在传统的“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在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和转变之前，国际社会要有意识合作，阻止美国衰落进程中的“破坏力传染”。

“无就业增长”可能是美国经济的阶段性特点。评价“无就业增长”对美国是好是坏，取决于站在哪个阶层来说话。

“转运关税”给全球经贸格局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促使各国经贸摩擦成为常态，推动全球供应链“脱钩”或“选择性脱钩”。单边高压可能刺激其他经济体反制，在WTO作用受限情况下，世界经济将越来越碎片化。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忘记了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驱动美国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历史功绩，这种遗忘有可能让美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