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西方跨国公司和科技企业为马来西亚打下出口基础，而中国则资助其铁路、港口和工业园区。吉隆坡以罕见的轻松方式维持着这种平衡。如今，稀土野心正扰动这一平衡，从而加剧了马来西亚国内对控制权、国家利益和中立原则界限的争论。

“特恩贝里体系”试图以双边协议机制取代二战后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它标志着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大转折，并将深刻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中国正迅速成为全球首个“电力大国”，经济日益依赖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和对关键战略材料的控制。这种新模式充满希望，也面临巨大挑战。

欧盟正在背离自己曾经倡导的多边秩序。当前的挑战是让欧洲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真正的战略自主无法靠披着监管外衣的保护主义来实现。

美国需要在传统的“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在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和转变之前，国际社会要有意识合作，阻止美国衰落进程中的“破坏力传染”。

“无就业增长”可能是美国经济的阶段性特点。评价“无就业增长”对美国是好是坏，取决于站在哪个阶层来说话。

“转运关税”给全球经贸格局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促使各国经贸摩擦成为常态，推动全球供应链“脱钩”或“选择性脱钩”。单边高压可能刺激其他经济体反制，在WTO作用受限情况下，世界经济将越来越碎片化。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忘记了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驱动美国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历史功绩，这种遗忘有可能让美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处于劣势。

中国新的稀土出口管制将其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转化为强大战略工具，限制范围扩大到技术、设备和专业知识，从而增加了全球的依赖性。此举加剧了它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并突显对关键矿产的控制今天如何决定着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

经过数月不断升级的关税和报复，中美两国达成脆弱的休战协议，并开始稳定双边贸易和技术关系。尽管芯片、稀土和农产品出口的紧张态势仍持续，但两国都认识到彼此的弱点，从而在经济威慑而非经济优势基础上，实现了谨慎但可能持久的缓和。

关税政策作为核心举措，与通胀走势、财政收支以及制造业回流目标紧密相连，成为评判特朗普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

中美两国在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加强网络安全和确保全球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未来形势将更多取决于价值观和治理，而非技术。

美债与美元走势的“异象”既是全球对“信用美元”或“债务美元”模式再评估的结果，也是对美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再评估的结果。如果美国不能恢复财政健康，那么美元霸权的转折时刻很有可能会到来。

在特朗普的认知维度内，金砖国家等同于“反美同盟”，金砖国家“去美元化”更是特朗普无法容忍踩踏的红线。在此背景下，金砖货币的诞生进程将漫长且充满荆棘。

中国宣布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一次高度策略性的政策宣示。它既是为应对外部压力与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作出的战略性让步，也是配合国内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一次制度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