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美等大国需要在科技领域划定边界，承认竞争的同时，管控竞争，确定国家安全的边界。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面对四种状况。

只有将市场活力、居民购买力和不断创新结合起来，中国的增长动能才会长期可持续，中国经济才能走出目前的换挡真空期。

美方推动“脱钩”和“去风险化”，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不小冲击。2024年美国大部分行业即将进入补库存周期，中国扩大内需战略和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也将进一步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这些都有利于中美经贸形势的改善。

面对当前处于巨变中的国际局势，以及中欧关系起伏波折带来的严峻挑战，中欧须积极探索双方关系的新范式，形塑中欧利益格局的新框架。

数据跨境流动新规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制度，使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达成新的平衡，并更侧重于发展利益。

对华投资限令意味着美国对华科技进攻战略加速，同时也将带来较为恶劣的示范效应。但美国实施科技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每一个领域，被替代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大，中长期而言，反而将削弱美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力量。

“去风险化”但“不脱钩”意味着在非核心敏感领域美国接受“菜单式合作”，却也意味着其将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对美国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依赖性，而美国对中国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但美国实施“供应链遏华”战略并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几乎不可能实现。

“一超多强”而非“一超独大”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随着新兴经济体主权货币国际化进程推进，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美元的“过度特权”。

美国《芯片法案》中的“中国护栏”条款对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具有严重危害性，势必引发新的全球割裂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