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来，欧盟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明显提速，尤其与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场的两场重大谈判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欧盟全球贸易战略进入实质性重塑期。

过去一年，除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还先后同印尼、墨西哥、瑞士等国签署关键协定。表面看，欧盟新一轮FTA谈判的推进仍以“市场准入”“关税削减”“投资便利化”为主要议题，但其实质，是欧盟在大国竞争加剧、全球化碎片化趋势增强、跨大西洋关系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试图通过制度化贸易安排，重塑外部经济环境，稳定供应链预期，维护自身规则制定能力，并通过提供替代性多边合作框架吸引关键中等强国向其靠拢，以此重新平衡大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

欧盟新一轮FTA谈判在内容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体现了从“浅层一体化”向“深层制度嵌入”的转变。以欧盟-印度协定为例，其核心突破在于针对性解决了长期困扰双边贸易的结构性障碍。欧盟成功让印度同意将汽车进口关税从110%降至10%，并大幅开放机械、化工、高端制药等欧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从而为欧洲工业界锁定未来20年最具潜力的内需市场。更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是服务贸易中的“第四模式”，通过为专业技术人员流动提供制度性便利，欧盟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跨洲人才与技术循环网络，这在以往的北南贸易谈判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2月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经济区联合委员会会议，将88项法律文件纳入《欧洲经济区协定》。

而在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协定中，不仅双方取消了超过90%的商品关税（预计每年为欧盟企业节省40亿欧元），重点更在于确立了关于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及原材料获取的共同规则。通过这些协定，欧盟旨在获得锂、镍、铜等关键战略资源的保障，确保欧洲电池产业和绿色工业的“输血”。同时，欧盟将社会-环境可持续性条款作为FTA核心支柱，将落实《巴黎协定》、反森林砍伐等价值观目标深度嵌入贸易框架。这种“价值观贸易”模式不仅重塑了全球市场准入的道德与法律门槛，也标志着欧盟正利用其庞大的市场购买力为杠杆，让高门槛的环境标准、劳工保护成为全球贸易新基准。这使得FTA不再仅是货物的自由往来，而且成为推广欧洲社会模式和环境治理标准的重要载体。

然而，尽管欧盟有宏大的FTA战略目标，但其落地实施仍面临内外部多重利益冲突的严峻挑战。

其一，监管模式与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拿欧盟-印度协定来说，经济结构上，欧盟与印度具有较强互补性，欧盟在高端制造、资本品、绿色技术和专业服务领域具有明显优势，而印度则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以及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正是这种互补性，使该协定在理论上有显著的贸易潜力。然而，欧印谈判长期受阻的根本原因并非关税水平，而是双方在监管理念、产业保护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印度长期对农业、乳制品、汽车等敏感产业实施较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欧盟则坚持将可持续发展、劳工标准、环境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新一代FTA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如何实现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尤其是涉及服务贸易、投资保护以及技术合作，仍需要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

2025年2月10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驻印度办事处成立。

其二，经济利益与价值承诺之间的冲突。与欧印协定相比，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定在政经层面引发的争议更为集中，也更具代表性。该协定覆盖南美四个重要农业与资源型经济体，在市场规模、商品结构和地缘影响方面颇具分量。对欧盟而言，它们不仅是潜在的工业品出口市场，更是农产品、能源与关键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具有明显的供应链战略意义。然而，该协定在欧盟内部遭到强烈反对，因为欧盟在对外政策中强调绿色转型、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以农牧业和资源开发为重要经济支柱，其土地利用和环境治理模式长期受到欧洲社会舆论质疑。欧洲议会将协定提交欧盟法院征询法律意见，实质上反映了欧盟内部在贸易政策合法性、民主监督以及环境政策优先序上的深层分歧，这种分歧虽未否定协定本身的战略价值，但增加了其实施的不确定性，也暴露出欧盟在推进大型对外经贸协定时面临的制度约束。

总体看，欧盟新FTA谈判呈现出明显的战略化、系统化、工具化特征。首先，欧盟试图在中美两极博弈夹缝中，通过构建第三极贸易集团来强化其地缘经济权力布局。加快与全球南方关键经济体达成高质量FTA，逐步构建以欧盟为核心的多层次经贸网络，成为欧盟对冲外部风险、增强战略自主的重要政策抓手。其次，新FTA被视为欧盟实现经济去风险的关键机制。通过扩大与多元经济体的制度化联系，欧盟试图降低对单一大国市场和关键供应来源的依赖，从而增强其对外经济韧性。第三，欧盟正通过FTA持续输出其监管和规范体系。无论是环境条款、碳排放约束，还是数字贸易、数据治理与供应链尽职调查要求，欧盟都试图将这些规则嵌入双边和区域协定，使之成为事实上的准全球标准。这种做法既体现了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自我定位，也反映了其在缺乏硬实力优势情况下，意图通过规则来塑造外部环境的战略选择。最后，新FTA战略在欧盟对外关系中正日益承担地缘政治功能。通过深化与印度、拉美等地区的经贸联系，欧盟不仅拓展经济空间，也希望在全球治理、国际组织投票和议题联盟中争取更有利的战略地位。

欧盟新FTA战略的推进必将给全球贸易格局带来深层次影响。大规模、高标准的FTA将促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投资与生产布局，推动部分产业链在欧盟-印度-拉美轴线重新配置。这一过程未必意味着传统亚洲制造体系的全面转移，但会加剧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和多中心化趋势。从规则层面看，欧盟新FTA将进一步强化全球贸易体系的“分层”，能适应欧盟高标准规则的经济体将更深融入其贸易网络，规则协调能力不足的国家则面临被边缘化风险。这种制度竞争不是以关税为主要形式，而是通过标准、合规与监管成本来进行，其影响更为隐性，却更具长期性。

同时，欧盟新FTA战略的推进也将给大国关系带来新的冲击。对美国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跨大西洋盟友体系中的经贸主导地位，也带来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不稳定预期。若美国继续采取高度不确定的贸易政策，其战略空间可能进一步被欧盟和新兴经济体填补。对中国而言，欧盟新FTA战略也带来更大竞争压力。欧盟与印度、拉美深化经贸关系，客观上分散了其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深度依赖，从而加速去中国化，而欧盟规则的外溢效应，也将使中国出口企业和对外投资面临更高的合规要求，以及更高的规则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