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贸易政策正重塑全球经济秩序背景下，“特恩贝里体系”成为美国新的对外经贸战略框架。

“特恩贝里体系”的来源是美欧在苏格兰特恩贝里举行的高层会谈及所达成的一系列框架性承诺，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该方向性战略的公开表述。2025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公开宣称，美国正在打造一个以“对等关税”为核心逻辑的新贸易体系。这一体系试图以双边协议机制取代二战后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它标志着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大转折，并将深刻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特恩贝里体系”的战略背景是美国对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再评估。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规则导向的秩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与WTO的制度延伸。其基本逻辑是，以开放市场和可预期规则换取对盟友的政治影响力和战略安全，从而在冷战时期构建广泛的同盟网络。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尤其是1990年代后以全球价值链扩散为核心的“超全球化”，给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造成冲击。制造业空心化，产业链迁移，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安全风险上升，这些最终积累为政治不满、贸易逆差压力与战略焦虑。在此种背景下，近年美国一些政治精英逐渐形成共识，认为原有的自由贸易叙事与制度安排已不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无法应对崛起中大国的竞争。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美国决策层认为，二战以来的多边机制无法有效处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崛起和产业竞争。为此，他们试图将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原产地规则作为“再制度化工具”，绕开多边治理的制约，让贸易体系更多服务于美国自身的产业升级与地缘政治竞争。“特恩贝里体系”正是在这一节点出现，它不仅是贸易政策的调整，更是“美国优先”战略的制度化体现。

目前看，“特恩贝里体系”的政策工具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等关税机制”，对来自特定国家或行业的商品设定统一或上限关税；第二类是“选择性市场准入”，通过双边协议要求部分伙伴对美市场开放，以换取美国的市场让步或关税减缓；第三类是“原产地规则重构”，通过强化原产地、规则合规和供应链溯源要求，间接提高外国产品进入门槛并推动海外企业在受惠国本地化投资。上述工具组合使得贸易政策既有显性的关税壁垒，也有大量规制型、合规型门槛。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称，该体系旨在确保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实现真正的对等，即美国对某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将参照该国对美国商品征收的税率来设定。然而，这种所谓的“对等”完全由美国单方面定义和裁定，实质上是以美国强大的市场为筹码，强迫他国接受其设定的贸易条件。

例如，美墨加协定正面临2026年的自动审议期，特朗普已放话要求重新谈判，可能倾向于拆分成美墨、美加双边协议，或要求收紧原产地规则，提高美方利益，以应对中国通过墨西哥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挑战。美墨加协定包含“六年检讨”条款，美国把这一条款视为“持续杠杆”，可用来持续施压、修正对美不利的安排。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政策逻辑下，任何对制造业、劳工等有利的短期胜利都有极大政治价值。通过威胁退出或转为双边谈判，政府可以在国会与国内利益集团间取得更强谈判位置。

“特恩贝里体系”对二战以来的多边秩序构成结构性冲击。二战后形成的多边贸易体系建立在三大原则之上，即非歧视性（最惠国待遇）、关税减让与规则稳定性、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确保规则可执行性。然而，“特恩贝里体系”严重削弱了传统多边秩序的基石。

首先，它是对WTO多边机制的系统性破坏。“特恩贝里体系”直接违反WTO核心原则，尤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通过关税上限协定、原产地规则和“特定伙伴豁免机制”，美国对不同国家施加差别待遇，使盟友获得市场准入优势，而非伙伴国家则面临新的制度壁垒。这标志着多边体系的普遍性被“准入式贸易”取代。例如，根据协议，欧盟对美国所有工业品采取零关税政策，却未给予其他WTO成员同等优惠，构成明显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对欧盟大多数商品征收15%关税（远高于此前2.5%的最惠国税率），而欧盟被迫接受这一不平等安排，标志着WTO非歧视原则的重大挫折。此外，美国拒绝向WTO通报双边安排的核心内容，使WTO的监督与审议机制形同虚设。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由于上诉机构在美国阻挠下长期瘫痪，WTO已无法有效制约美国单边行为，成员国被迫接受协议条款。

其次，它令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特恩贝里体系”推动全球贸易规则从多边向双边转变，形成以“美国优先”为前提、不同国家通过谈判达成不同版本的贸易条款。这种转变导致贸易规则碎片化，增加了全球交易成本，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稳定。

第三，它让削弱了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美国长期阻止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导致其功能瘫痪。“特恩贝里体系”更让美国与伙伴国的内部协调替代基于法律的多边争端解决，使贸易争端解决变成政治协商而非法律裁决。从此意义上讲，这将削弱法律的中立性，增加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制度脆弱性，使全球贸易规则更易被地缘政治化。

从更深面看，“特恩贝里体系”将推动全球贸易治理的“去公共品化”趋势。美国不再提供广泛适用的公共规则，而转向提供“有限公共品”给特定伙伴。这不仅将改变国际经济关系，也将改变权力结构，预示着二战以来由规则制衡权力的秩序，正向由实力竞争主导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