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频频在金融领域动用泛政治化的“行政令”对华发难，然而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开放来应对这种金融封锁或金融“脱钩”，实现“再挂钩”。

中国已将“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作为贯穿“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它在不涉及制度红线的一些重点领域将加速推进重大改革，并取得制度性突破。

尽管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可能会增加“接触”等积极元素，但不会彻底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竞争加剧的趋势未变。

中国强大国内市场的最终形成有赖于打破市场壁垒，破除阻碍国内国际市场有效畅通的制度性障碍。

“双循环”战略将通过更大力度地实施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

奉行“美国优先”不仅使美国难以为“经济繁荣网络”成员国提供切实和公平的收益，而且在市场成为“稀缺资源”背景下，那些脱离具有成本优势和巨大潜力中国市场的国家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美国经济长达十年零八个月的扩张被疫情终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在二季度全面显现，金融风险上升。

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以权力逻辑已经取代市场逻辑，其对华“权力控制”手段涵盖了经贸、产业、科技、投资、金融、数据等多个领域。

未来的全球竞争归根结底是规则的竞争。“稳住外资”并非一个短期政策激励问题，它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需要更强有力的倒逼机制。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新规有可能给未来的中国对美投资带来“寒蝉效应”。特朗普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凸显出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