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协议不应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工具，而应成为中美协调合作的新平台。

随着风险不断增大，数据安全正成为攸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

中美经贸对话的重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关系回暖，反而是美国既不想完全放弃对华经济利益，更要腾出手来强化对华战略制衡的策略选择。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将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

“碳达峰”、“碳中和”所代表的“碳约束”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社会各部门的发展。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远远大于欧美国家。

设定全球统一最低企业税率虽有助于打击全球多年存在的税收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但也会导致“竞争力锁定”，长期看是对一国税收主权的损害。

美国频频在金融领域动用泛政治化的“行政令”对华发难，然而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开放来应对这种金融封锁或金融“脱钩”，实现“再挂钩”。

中国已将“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作为贯穿“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它在不涉及制度红线的一些重点领域将加速推进重大改革，并取得制度性突破。

尽管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可能会增加“接触”等积极元素，但不会彻底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竞争加剧的趋势未变。

中国强大国内市场的最终形成有赖于打破市场壁垒，破除阻碍国内国际市场有效畅通的制度性障碍。

“双循环”战略将通过更大力度地实施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