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界人士近年开始鼓吹“中国崛起到顶论”，试图从发展预期层面塑造中美竞争议题。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发布行政令，限制向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标志着中美科技战再次升级。在这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场冲突很快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

过去三年，中国的总需求明显减弱。除了抗疫政策的持久影响外，中国还受到全球需求下降的拖累。7 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14.5% ，与 2022 年 7 月17.2%的强劲出口增长形成鲜明对比。鉴于这些下行压力，中国政府没有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这让国内外的观察人士深感困惑。

雷蒙多的访华之行表明，美国在利用经济工具箱的同时，也想利用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管控分歧、避免误判。

扩容后的金砖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充满活力地纵横捭阖于国际舞台，并从三个层面深刻改变世界版图。

中国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旧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仍需要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转型，而私营部门面临重重问题。

新规的推出预示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投资管理将具有越来越浓厚的指令性和计划性色彩，对基本市场竞争原则的践踏将更加严重。美国政府和执法部门的行政成本会越来越大，滥用“国家安全”也将让美国背负更重的道德包袱。

“全球南方”已经成为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向。维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外交至为关键，也是应对中美博弈的有力支撑。

对华投资限令意味着美国对华科技进攻战略加速，同时也将带来较为恶劣的示范效应。但美国实施科技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每一个领域，被替代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大，中长期而言，反而将削弱美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力量。

本文是周建成先生于2023年7月采访刘遵义教授的文字记录。为了清晰和简洁起见，以下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

“去风险化”但“不脱钩”意味着在非核心敏感领域美国接受“菜单式合作”，却也意味着其将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战略竞争能力。

在天津举行的2023年新领军者年会传来积极消息，发出了全球经济增长即将复苏的强烈信号，并让人们确信世界不会进入“失去的十年”。

最近在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和随后在克什米尔举行的 G20 旅游会议，凸显了这两个集团言论的鲜明对比。

G7面临的国内挑战远远大于国际挑战。G7对中国的攻击解决不了它们自身的问题，更无助于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20世纪初,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这样写道：“旧的正在消亡，新的无法诞生。”我们今天似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包括全球供应链的崩溃和通货膨胀的再次出现。唯一的出路是支持新市场、产业和机构的发展。但是，谁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