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月20日宣誓就任，正式开启总统生涯的第二任期。随着特朗普2.0开启，中美博弈恐将加剧，但双方仍有望达成符合共同利益的一揽子经贸框架协议，进而推动中美关系达成新的平衡。

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专注“美国利益”，他竞选时提出的对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大规模驱逐移民、让北约支付更高昂保护费等极端政策主张，让世界各国感到焦虑和不安。事实上，美国的重心从全球主义转向更重视国内利益已是不可逆的趋势，随着特朗普的回归，“美国优先”将是其执政的政策核心，也将构成特朗普2.0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主要基调。

在对内政策上，美国旨在集结所有力量提升国家竞争力，包括放松政府管制、提高政府效率，以及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措施支持私营部门。在对外政策上，美国致力于重构全球贸易和关税体系，并可能采取更严厉甚至更广泛的行动。特朗普提出多项新的关税措施，包括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针对转口贸易，对中国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关税；对其他国家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线关税；对特定国家的商品实施对等关税，等等。特朗普将关税作为经济战略核心，旨在透过关税恫吓，达到迫使对手谈判之目的。可见，关税被特朗普当作了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及“美国利益”的影响力杠杆。

在这一背景下，关税贸易战爆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激烈程度及关税升幅仍需要进一步观察，特朗普的强硬关税政策最后恐难完全落地。如若特朗普对他国实施60%关税，上世纪30年代美国《斯穆特-霍利法案》将关税提至60%后美国国内高通胀、高失业并陷入经济衰退的历史就可能重演。事实上，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情况并不理想。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制造业在美国GDP占比为12%，2023年降至10.3%；2008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8000多亿美元，2023年则高达1万多亿美元。贸易战无法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更无法让美国制造业复兴。

特朗普的内阁团队也让其未来政策存在不确定性。目前，特朗普经贸及外交安全团队主要包括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派，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为代表的战略鹰派，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为代表的相对务实派。这三派既有传统建制派，也有非传统的“另类右翼”，他们在经济与安全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特朗普则在不同派别的分歧与互博中扮演最终决断人的角色。美国宪法赋予总统在内政外交议题上的最终决断权，而特朗普本人是乐于使用权力、以商业逻辑治理国家的“交易型总统”，这种特性有可能让中美关系保持灵活性。因此，尽快启动“元首外交”，商定未来四年中美关系主基调与框架，将有利于避免让特朗普外交与安全团队中的战略鹰派主导中美关系议程。

从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看，对双方分歧与矛盾的妥协、管理、控制，往往直接影响着双方关系的发展状况。就当前形势而言，中美双方均应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通话也称愿推动中美关系在新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特朗普稍早之前也表示“中美合作可解决世界所有问题”。为此，中美两国应尽快重启战略沟通渠道，为“元首会晤”创造条件，做好准备。同时，双方应面向未来，“划红线、拉清单”，厘清中美之间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推动达成涵盖贸易平衡、双向投资、公平竞争、科技合作等核心议题的一揽子经贸框架协议，探寻未来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的平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