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时代的开启给全球右翼保守主义注入新能量，并形成以美国政治保守力量为核心的全球联动风潮。而以欧洲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则加紧抵制这一浪潮，以应对本土极右力量崛起对自身政治格局和治理能力的影响，以及“外国干涉”及意识形态的冲击。

近期波兰、罗马尼亚、葡萄牙接连举行的总统或议会选举，被视为自2月德国大选以来欧洲政治的最新风向标。在多方干预下，欧洲极右势力最终未能继续在扩大执政影响上取得新突破。罗马尼亚建制派总统候选人达恩击败极右政党团结联盟党主席西米翁，波兰执政党“公民联盟”总统候选人恰斯科夫斯基以30.8%的得票率在总统首轮选举领先，一度大热的极右翼候选人门岑被淘汰出局。在这些结果背后，是当前欧洲对极右势力崛起及美欧极右联动趋势进行的反击和对冲。

当前，美国右翼保守派对全球右翼的领导和塑造较特朗普第一任期更为公开和张扬，他们依托欧洲和拉美两大重要板块，加速全球右翼保守主义的集聚和整合，并呈现出两大特点。首先是，美国正在打造一个全球右翼保守派中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阿根廷总统米莱借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与美国相互站台、壮大声势。2月份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则成为欧洲、拉美极右翼领导人追捧“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念的联欢。法国《世界报》称这次会议是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朝圣”，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已准备5月在波兰召开欧版CPAC。第二个特点是，美国保守派特别是“科技右翼”不断高调介入他国政治事务，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上的演讲更标志着美国保守派公开向欧洲建制派宣战。“科技右翼”领袖马斯克的推特日常即是为德国、罗马尼亚的极右政党发声，而欧洲极右翼也乐于让美国保守派为其理念站台，如马斯克与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在德国大选前的对话转化成为选择党的助选活动，罗马尼亚团结联盟党主席西米翁不仅亲赴CPAC，还曾邀请马斯克赴罗马尼亚进行“关于民主的辩论”。

在欧洲建制派看来，美欧极右翼正对西方传统政治价值观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首先是双方对“民主”定义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极右翼政治在民主上强调“选票决定现实”，即投票给极右翼乃至所谓“威权领导人”有其现实合理性，说明民众希望落实反移民、本国利益优先等相关议程。他们甚至不惜利用群众运动、网络舆情、极端的言论和政策为夺权服务。而欧洲建制派则坚持西方民主应基于“自由主义秩序”所框定的规范，政党或政治力量将选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前提是在重要议题上符合“政治正确”。这种认知出自欧洲对二战前纳粹法西斯借选举和民意上台这段历史的敏感，它对“选票政治”划定基本底线和原则，形成了对极右或极左建构“防火墙”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另外，美欧对“自由”概念也出现分歧。美国保守派提倡“绝对自由”，如经济上尽可能“去监管”、舆论上不设前提条件地“言论自由”。不过，美国在行政实践层面却有“威权”趋势，其政府运行和政策制定更多体现特朗普的个人意志，与立法、司法部门的矛盾日渐激化。而欧洲国家则将“自由”放在欧盟基本价值观框架下讨论，并对欧尔班的“非自由民主”以及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愈发相似产生警惕。

在此背景下，欧洲建制派在与极右势力“正面较量”的同时，也越来越多采取“非自由手段”挤压对方的政治活动空间，如“杯葛”极右转向司法层面。法国司法部门借“挪用资金案”阻止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将德国选择党定义为“极端组织”，罗马尼亚宪法法院于2024年12月直接宣布选举无效。此外，建制派还利用公众对“外国干预”的警惕和不满打“爱国牌”。罗马尼亚总统选举期间，“俄罗斯干预选举”和极右候选人与俄罗斯的关系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而随着欧洲对美国的戒备因“对等关税”、美俄越顶外交等持续加剧，欧洲极右翼政党所吹嘘的与特朗普“理念相通”有可能在欧洲的反特朗普情绪中成为选举负资产。

欧洲当权者积极“反击极右”，将对特朗普2.0时期的美欧互动模式产生深刻影响。战后的欧美关系主要依托政治、经济、安全和价值观四根支柱，当前双方不仅在前三者上矛盾和冲突加深，第四根支柱也遭遇二战后罕见的动摇。预计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欧美互信和政策协调将严重受挫，双方将在“胁迫与谈判”中不断进行利益划分，而欧盟也会更加提防当下的美式政治思潮与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