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成：
吴心伯教授，感谢您邀请我来到复旦大学。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六年前的情况，也就是2019年。当时您认为，由于经济安全和政治层面存在的结构性争端，中美关系陷入了一种结构性困境。如今这种困境是否必然加剧呢？
吴心伯：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过去几年确实看到这一趋势。安全方面的摩擦有所增加，我们看到两国在台湾海峡或南海发生冲突的风险不断上升。政治方面，过去几年拜登一直在宣扬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因此我们看到，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差距不断加深并扩大。所以我认为，与2019年之前的30年相比，我们现在正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周建成：
我们知道，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相比，此次贸易战涉及的国家和行业范围更广，关税也更高。您认为与六年前相比，中国从与特朗普总统的互动中吸取了哪些教训？特朗普这次的做法有何不同？
吴心伯：
说到关税工具的效用，我认为特朗普的态度与第一任期是一致的。他仍然坚信关税是推动自己国内外政策议程的有力工具。因此，在第二任期里，他在更广泛的领域运用这一手段，不仅针对中国或者几个国家，而是几乎涉及世界上所有国家。这是一方面。其次，有哪些区别？如果回顾他第一任期时的对华政策，会发现他采取的是渐进的、不断加码的策略，一步一步地加大对中国的关注。但这一次截然不同，短短10天内，对华关税就从20%上升到现在的120%。这是对中国施加极大压力，与第一任期相比，其策略截然不同。
周建成：
我们此刻是在复旦美国研究中心进行对话。该中心成立于1985年，几乎和中美双边关系一样悠久。您拥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始终认为信任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问题。那么在不断变化的双边关系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互信是否仍有可挽救的余地？
吴心伯：
我认为，目前中美之间的互信充其量为零，甚至可以说是负值，这要归咎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上台后七八年里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两国、两个社会之间的猜疑、不信任，甚至敌意日益增长。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趋势，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因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两个拥有核武库的大国。因此，如果我们因为日益增长的不信任、误判甚至敌意而走向冲突，整个世界都会蒙受损失。
周建成：
我们经常听到像您这样的学者谈论战略竞争。我想讨教有关战略耐心的问题。您认为，什么是战略耐心？
吴心伯：
战略耐心如今几乎成了奢侈品，因为政客们越来越缺乏耐心。看看特朗普，他希望实现一个目标，时间周期可不是一年，而是一个月、一周，甚至24小时。我认为，这将成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普遍现象，在相互交往时，战略耐心成为他们指望不上的奢侈品，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他往往只用极短时间思考其政策和政治议程。
周建成：
放眼整个世界，我们显然正步入一个充满转型和不确定性的时期。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全新世界，我们需要在情感、学识和其他方面培养哪些品质？
吴心伯：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认为这并非政策问题，而是关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智慧。现在，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我们不应该把思维局限于国界，不应该从零和博弈角度来思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受他国影响的世界中。而且，你无法想象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只顾自己的繁荣安全，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超越国界进行思考，思考与其他国家建立双赢的关系，这是应对诸多政策挑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