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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的对华立场说明什么?

2024-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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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7日,参议员万斯(左)和唐纳德·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的集会上。特朗普曾表示,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Stephen Morten/Getty Images公司

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最近接受提名,成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他是主要政党候选人中的第一位千禧一代,如果当选,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之一。万斯曾在美国武装部队工作,还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学位。2016年,他因《乡下人的悲歌:一部关于家庭和文化危机的回忆录》而全国闻名。在书中,他以自己的成长背景为例,解释美国乡村地区为何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他首次涉足政坛是两年前参加俄亥俄州参议员竞选。

由于从政时间不长,万斯的对华政策并不全面。而且一般来说,副总统对政策的影响力并不大,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关系密切,属于例外。不管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是否仍将存在这种情况,万斯的对华政策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让我们得以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

参议院任职期间,万斯曾起草过一项有关中国的法案,即第3945号法案,内容是“如果中国政府未能遵守金融、贸易和商业领域的的国际法,则限制其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和交易所”。他还和其他人共同制定了几份法案,其中多数法案是做做样子,只有少数人签字表示支持,预计不会获得通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法案主要与经济相关。

万斯对中国的言论同样集中在经济方面。他特别关注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经济构成的威胁,并呼吁把更多目光转向东亚,减少对欧洲的关注。在最近的全国保守党大会上,他发表演讲,表示:“对我国来说,在所有外交政策解决方案和答案里,最愚蠢的就是我们竟然让中国制造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竟然与中国开战……在我看来,如果能避免冲突,我们就不应该与中国开战,我们也不应该让中国人制造我们所有的东西。”这句话的语气与国会和现任政府的言论大不相同,也更能引起选民的共鸣。

与国会、媒体或其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团体不同,美国人在制定政策时一般不受意识形态的驱动——堕胎和LGBTQ+群体的权利等宗教问题往往是例外。多数美国人的投票是基于外部世界对他们的直接影响,以及他们身边的人如何投票。耶鲁大学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除了3.5%的美国人外,所有美国人都愿意原谅他们喜欢的候选人的不民主行为,只要这有助于实现他们的政治和政策目标。自称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人都会投票给特朗普,因为他们厌倦了高昂的汽油价格。

当被直接问及时,他们表示,如果中国发动全面军事行动,他们会支持台湾,但他们更看重经济(32%的选民)、医疗保健和社会项目(16%)、移民(15%),而不是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6%)。和世界各地的民众一样,美国人可能对价值体系有远大抱负,但当基本生理需求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关注安全、健康和经济安全(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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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决定投票给哪位候选人时,优先考虑每个问题的美国选民百分比。数据来自Data for Progress。

在外交政策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愿意和对手直接进行外交接触,只要这种接触对他们有利,即使是那些有独裁政权或者存在侵犯人权记录的国家。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4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询问了美国民众关注的外交政策重点问题,结果显示,首要问题是保护美国免受恐怖袭击(73%)、减少非法毒品流入(64%)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63%)。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限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只有2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促进和捍卫其他国家的人权,18%的人希望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

问题在于,如果选民更喜欢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为什么政客们的对华言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和特朗普一样,万斯在中国问题上也不是空想家,但他认同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有影响。无论万斯的个人故事是否真实,他的故事都颂扬了作为个人价值的奋斗精神。这不仅仅是万斯克服困难的故事,也是对美国中下层阶级缺乏奋斗精神的批判。(或者,说得大胆一点,是对他们缺乏斗争精神的批判。)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奋斗,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从逻辑上讲,如果人们没有过上好日子,却认为自己应该过上好日子,那么他们一定是在与某种东西对抗。必须时刻有一个敌人,有一个“他者”需要人们去对抗,否则,相信万斯的人就必须承认,是因为自身的缺点,他们才无法实现他做到的事情,即实现美国梦。当然,万斯(和许多其他人)很乐意为此效劳,他告诉选民,是“中国抢走了许多美国人的工作”,并“让数十万美国人陷入贫困”。

从意识形态、修辞和哲学角度看,特朗普和万斯都需要与中国对抗。实际上,大规模参与这场对抗将产生巨大的负面经济影响,是任何美国总统的政府都无法承受的。因此,万斯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陷入了困境,没有简单的出路——特朗普不断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同样自相矛盾,因为他们将中国视为对手,但又不把它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要理解这种现象,意味着要承认中美关系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共同目标,也应是通过相互妥协确保两国都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