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必须借11月“习拜会”之机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一个良好的未来应始于推心置腹的对话沟通和点滴足下的承诺安排。

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几年前第一次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两国到底在争什么？如果答案不能让理性的人满意，他们难道不该坐下来进行务实的对话吗？

中美元首通话释放了稳定彼此关系的重要信号。但若无意改变不断加深敌意的行为方式，将不仅不能重建互信，反会催生更尖锐的对立情绪。中美双方需要充分利用已有渠道调整布局，争取实现彼此外交在“三层架构”上同步协调运行。

“后疫情”时期人类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国家交往、全球流通、边境管理、经贸依存的模式都会相应发生改变，已占得先机的中国不能被动于后手，需要警惕并打破“赢者的诅咒”。

美国行政当局以科技、军事、价值观为重点，推进有边界有管控的竞争，国会则快轨审议内容险恶的涉华法案。在审议结束前的有限时间里，中美关系整体氛围不会明显好转，相反还可能因具体事件而持续螺旋下滑。

中美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既是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路径，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战”的有效工具。当竞争性、对抗性突出的时候，谋划合作的主动性不应丧失。

安克雷奇会晤未能有效弥合众多议题上的分歧，但这种努力至少有助于厘清双方在什么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需要严加管控，在什么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可以存异求同。未来即使中美能够避免以“恶性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之间的竞争仍将是宽领域、多层次的。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正在具备前所未有的塑造力，这种塑造力需要善加利用。面对拜登政府的重审和迟疑，中国可以用自己的“耐心”回应对方的“耐心”，共同酝酿中美关系的合理回调。

美国战略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成功崛起，美国是否需要以及应该怎样主动进行调适。

中美不能凭空捏造“战略假设”，必须坚持加强对对方和对自己的了解，找到最贴近事实的“战略假设”，为运筹中美关系找准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