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是一场没有边界的冲突，打开的不仅是又一个战争泥潭，更是漫无止境的恶性竞争和秩序重组。

美国对北京冬奥的抵触反映了自信的瓦解和对中国国家发展路径的不再认同，这期间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审视中国崛起的心态之变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方向转折。

中美两国必须借11月“习拜会”之机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一个良好的未来应始于推心置腹的对话沟通和点滴足下的承诺安排。

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几年前第一次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两国到底在争什么？如果答案不能让理性的人满意，他们难道不该坐下来进行务实的对话吗？

中美元首通话释放了稳定彼此关系的重要信号。但若无意改变不断加深敌意的行为方式，将不仅不能重建互信，反会催生更尖锐的对立情绪。中美双方需要充分利用已有渠道调整布局，争取实现彼此外交在“三层架构”上同步协调运行。

“后疫情”时期人类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国家交往、全球流通、边境管理、经贸依存的模式都会相应发生改变，已占得先机的中国不能被动于后手，需要警惕并打破“赢者的诅咒”。

美国行政当局以科技、军事、价值观为重点，推进有边界有管控的竞争，国会则快轨审议内容险恶的涉华法案。在审议结束前的有限时间里，中美关系整体氛围不会明显好转，相反还可能因具体事件而持续螺旋下滑。

中美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既是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路径，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战”的有效工具。当竞争性、对抗性突出的时候，谋划合作的主动性不应丧失。

安克雷奇会晤未能有效弥合众多议题上的分歧，但这种努力至少有助于厘清双方在什么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需要严加管控，在什么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可以存异求同。未来即使中美能够避免以“恶性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之间的竞争仍将是宽领域、多层次的。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正在具备前所未有的塑造力，这种塑造力需要善加利用。面对拜登政府的重审和迟疑，中国可以用自己的“耐心”回应对方的“耐心”，共同酝酿中美关系的合理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