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构成中美欧三方关系的现实底座，竞争则决定着这种共存的成本、边界和运行方式。

上合组织的包容性的行动理念让人备受鼓舞，其模式被证明是完全可行的。它也表明，主导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零和阵营政治既非理所当然，也并非不可避免。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已经不是想象，而是事实。如果仅从“竞争”的视角看待人工智能问题，将会让中美错失增进协调、共御风险的机会。人工智能安全是中美必须高度重视的政策议题。

机器人时代已经到来，在这场行业主导权竞赛中，美国和中国显然是领跑者。两国各自的独特优势为我们洞察产业未来提供了关键视角。

由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倡议旨在减少关键矿产、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但其成功将取决于能否持续投入、交付具体项目以及为发展中国家伙伴带来切实利益。

世界面临的选择十分明确：要么任由美国继续通过胁迫手段单方面重塑全球贸易，要么团结起来，捍卫支撑全球共同繁荣的非歧视、公平和多边主义原则。

美国政策精英未放弃对中国具体制度安排的规范性批评，而是希望在恢复本国产业政策传统的同时，选择性吸收中国在资本组织、需求培育、工程转化和规模制造方面所展示的政策功能。

与政治上争议更大的南海油气联合开发相比，海上新能源与水产养殖的结合更可行，且更易执行。

中国下半年经济发展要内外兼顾，依托财金协同守住增长底线，依靠新质生产力拓展上行空间，以服务消费弥补商品消费放缓缺口，依靠制度型开放吸引外资深度合作。虽承压前行，但中国经济韧性充足，全年有望实现4.5%-5%的增长目标。

由于中国兼具超大的制造业基础、深厚的供应链和快速的工程反馈循环，其工业竞争力很可能在下一波技术变革中保持强劲。无论海外投资者还是研究人员，都需要更新他们的叙事逻辑了。

美伊冲突，加之特朗普动辄将美元武器化，正促使中国加快推动油气市场去美元化进程，提振“石油人民币”的使用，并迫使欧盟重启提升欧元全球地位的议程。一个三极货币秩序正在形成。在这一秩序中，美元将是“同侪之首”，人民币与欧元则将根据各自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占据应有的位置。

与经济相关的人口结构变化，在中国、日本乃至美国都引发了合理担忧，而在欧洲尚未受到同样的关注。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未来十年它将面临类似挑战。欧洲似乎对这些变化毫无准备，它仍专注于恢复昔日的全球地位，而不是适应其他大国不断赶超的新现实。

2026年的石油危机让世界看到一个转变的中国：它不再仅仅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和炼油国，而是一个动用战略储备、出口管制以及战略模糊手段，按自身意愿塑造全球能源市场的国家行为体。

与所有主要经济体一样，中国确实动用产业政策，补贴也起过作用，但补贴已不再是解释中国企业竞争力上升的最有说服力理由。OECD正在用旧框架，来审视一个已经蜕变的经济体。

中国近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其说是要挑战美元全球主导地位，不如说是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金融体系，减少对西方主导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并在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下提升中国的战略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