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的推出预示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投资管理将具有越来越浓厚的指令性和计划性色彩，对基本市场竞争原则的践踏将更加严重。美国政府和执法部门的行政成本会越来越大，滥用“国家安全”也将让美国背负更重的道德包袱。

当前，身处不同阵营国家尽管立场各异，但都有一个潜藏的基本共识，那就是世界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阶段，充满严峻的安全挑战，应对是否得力不仅将左右自身国运，也将影响……

以美国的自身条件，与其他国家开展良性竞争得到的长期利好将远大于恶性打压带来的短期收益。美国的做法正在破坏自身长期发展潜力，也不利于全球共同发展、均衡发展。

乌克兰危机既是一场地缘政治危机，更是美俄欧三种迥异安全观的碰撞。

油气行业面临多年未有的严峻局面，能源出口国、能源资本、油气生产企业对扩大投资生产越来越谨慎。全球化石能源消费峰值有可能提前到来。

自从特朗普退出TPP并提出印太概念后，美国似乎就与传统的亚太经济合作轨道脱离了。这次拜登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主要目的是解决政治问题，而不是真的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合作。

中美气候合作承载了大量政治期待，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如果两国能够经由气候合作总结新经验，进而对其他领域产生示范效应，这一合作就有望产生更大政治意义。

近年，欧洲内部要求推进对华“利益外交”和“道德外交”的诉求都在上升，这种两头兼顾的方式使欧洲面临越来越大的局限性。

回到现实世界，美欧会发现特朗普的破坏并非那么容易修复，双方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拜登的“新西方”说易行难。

在中美围绕贸易问题展开博弈之际，世界政治、欧日角色和大企业大资本的变化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