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以及汇融将是不可更改的趋势，未来的国际秩序必将更加具有包容性。中国的“共商共建共享”秩序理念更加适应这一历史呼唤。

“民主原教旨主义”解决不了各国面临的发展挑战，只会带来更深的误解与对抗。

中俄关系不会走向军事同盟，也不会走向分裂，这种关系的核心，是冷战后双方长期战略互动结成的认知共同体。

“后疫情”时期人类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国家交往、全球流通、边境管理、经贸依存的模式都会相应发生改变，已占得先机的中国不能被动于后手，需要警惕并打破“赢者的诅咒”。

由于过度护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强势国家加剧了全球秩序的失衡。中俄“桂林会晤”是制衡全球秩序失衡的必然反映。

从长期来看，一个没有美国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但没有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参与的尝试性有限多边主义可能会发展并存在一段时间。

中国希望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应成为中国建构和创新对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如果乔·拜登在11月击败唐纳德·特朗普，他将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美国能否与核心盟友合作，推动民主和人权，同时与更多的国家合作管理基于规则的国际机构，以应对跨国威胁。

新冠疫情似乎使进一步协调国际政策的主张更有说服力。但危机往往强化并加速已有的趋势，当下反全球化的本土主义可能会愈演愈烈。

从美国目前处理与中国争端的方式来看，中美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为了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中美和世界各国必须抛开意识形态分歧，集中精力解决共同的问题与关切。

百年未有之变局对世界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对中国又构成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自由国际秩序不会分崩离析，但人们应该问一问究竟什么是“自由国际秩序”。我们要避免用明显的西方必胜论调概括战后70年，这是对当前形势不至过于沮丧的最好办法。

中国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与现行国际秩序是什么关系，不仅事关外界关切，更事关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当今世界格局剧烈动荡，孕育着结构性变化，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