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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回应失衡的全球秩序

20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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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3月23日的“桂林会晤”上,中俄两国在人权、民主、国际秩序、多边主义领域达成了四点战略共识,并商定守望相助、防疫合作、积累合作“轻重资产”、维护联合国在国际机制中的核心为四大努力方向。尽管中国明确表示“桂林会晤”不是特意安排、不针对特定国家,但是中俄战略互动总是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政治产生系统效应。若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俄“桂林会晤”是制衡全球秩序失衡的必然反映。美国结构现实主义巨匠肯尼思·华尔兹指出,“权力强盛的国家总是会把自己想象成以世界和平、正义和福祉的名义行事。然而,这种词语总是按照强势国家的喜好来定义的,往往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偏好相反。在国际政治中,压倒性的行为常常令其他国家感到反感并导致别国的制衡”。

由于过度护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强势国家加剧了全球秩序的失衡。现存的国际体系是由强势国家主导的,2018年之前国际体系对俄罗斯的压力要远远大于中国。2018年之后中国感受到的体系压力徒增,并从经济领域扩大到安全和政治领域,强势国家与中国的战略互信和互利降到冰点。特别是当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增加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后,中国与强势国家的分歧在一些战略性问题上不断扩大。强势国家对中国认知严重失调,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加将影响强势国家按其利益和理想塑造世界。于是,中国与俄罗斯被强势国家列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是潜在的威胁和竞争对手,并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全球秩序因此加速失衡。面对失衡的全球秩序,中俄被迫加强战略互动制衡外部压力。中俄的制衡行为是防御性的,明确表示不寻求与强势国家冲突、对抗、敌对,希望与强势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中俄外长“桂林会晤”形成的四大战略共识是最直接的回应。

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巩固双边关系是“桂林会晤”的核心,而增加中俄两国共识是关键。虽然中俄两国的外部压力都来自同一国际体系,但在具体的尺度上是不同的,并可能相互转化。目前,强势国家对中国的压力在主权领域要高于俄罗斯,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受到的压力则高于中国。在化解压力的方式上,中国与俄罗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更倾向于争辩和用经济手段抗争,而俄罗斯通常选择法理主义和军事手段抗争。例如,俄罗斯通过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寻求战略稳定,升级武器装备、频繁军事演习等。即便是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领域也需要形成更多的共识。例如,俄罗斯受到金融制裁的巨大影响,俄罗斯希望能说服中国,与其一道减少对美元及西方支付系统的依赖。这样既能减轻俄罗斯多年来的压力,又能借助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对冲强势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俄罗斯的倡议对中国是有吸引力的,因为随着强势国家及其盟友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与强势国家及其盟友的冲突可能会不断升级,并外溢到贸易和投资领域。但是,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摆脱美元货币锚的地位,与俄罗斯的金融合作更多是着眼于预期的战略稳定需要。

全球秩序重新恢复稳定比以往更加迫切。北约的影响力已扩展到亚太地区,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已成为“北约+”(NATO Plus)成员国,印度是“北约+”潜在的成员国。在2020年12月《北约2030》报告中,中国首次被看成是北约的挑战。强势国家及其盟友的行为折射出“大国政治的悲剧”无法避免,这昭示着全球秩序将长期失衡,并存在着较大的危险。因此,无论强势国家及其盟友,还是中俄两国都要避免过度制衡行为,多用接触战略少用遏制战略,束缚国家间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和义务让全球秩序恢复相对平衡,这是中俄外长“桂林会晤”向国际社会表达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