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多次进行重大调整。如今，面对国内外大变局，诸多危机并发，美国似乎又到了一个调整的关键当口。

近期，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新举措，大幅强化联邦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介入，不少“石破天惊”之举影响深远，成为观察美国寻求“破局”之道的风向标。这包括：美国政府利用国会拨款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特朗普甚至一度要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辞职；作为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条件，美国政府将获得公司“黄金股”，确保政府对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态，除英特尔和日本制铁外，美国政府还可能入股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军工企业；美国政府要求英伟达和超威半导体公司分享对华部分芯片销售收入的15%。此外，特朗普还计划指导如何使用来自欧盟、日本等国约1.5万亿美元的承诺投资。

这些举措正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表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正在发生重要转型。这种转型带有明显的特朗普个人色彩，将其“好交易、重实利”的特点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强势风格带入其中，因而，一些美国媒体冠之以“特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名号，意在说明美国政府及特朗普本人正在经济运行中扮演“强干预”的角色。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转型背后体现的是美国人的“政治经济观”发生了改变。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当权者都在思考和重置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强对市场干预是长期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即推出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和财政刺激计划。特朗普一任时，大肆实行贸易保护、移民限制、产业回流等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拜登政府实施《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重在以政府补贴振兴清洁能源产业和半导体制造业。2025年特朗普二任卷土重来，其特殊的强势地位将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带入全新境地，除了减税、关税、放松监管这些传统的宏观政策手段外，特朗普以政府“入股”大型科技、军工企业，以政府投资关键产业、新兴技术领域，甚至其本人对英特尔等企业高层人事也指手画脚，种种作为表明，美国政府已深入到大型企业的“微观管理层面”。

这些绝非特朗普一时心血来潮或作秀。要看到，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历了长时间的国内思辨和调整，两党精英在优先发展哪些产业（比如清洁能源还是传统化石能源）、如何对待移民和社保等领域仍存在严重分歧，但在政府“直接下场”投资关键产业、抢占国际经济竞争优势这一大方向上存在高度共识，埋葬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已是定论。拜登政府时期的国安顾问沙利文曾在2023年4月公开提出“新华盛顿共识”，核心要义即是重拾产业政策，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由政府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定经济部门”进行投资，并据此建立所谓“安全的产业供应链”。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二任以来诸多干预经济管理的做法，即是沙利文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翻版。特朗普瞄准的是关键领域重点企业，如英特尔、英伟达是前沿科技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美国钢铁是重要工业巨头，这些都符合其“国家安全”的定义，都可谓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定经济部门”。

美国立国以来长期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政府之手的作用从未缺席，政府与资本之间关系异常密切。特别是在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新兴技术产业，政府机构更是扮演着与资本“同谋者”的角色。冷战期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早期研发直接催生了互联网，即是经典案例。因此，西方政治经济学界有评论称，美国政府其实一直都在“隐秘地实行产业政策”，只是这种产业政策是“有限的”“局部的”，更多见于对新兴技术产业的早期培育。一般说来，19世纪初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主导实施的重商主义产业政策、20世纪上半叶“罗斯福新政”实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美国政府大规模强化对经济干预的代表，如今“特式国家资本主义”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强政府强干预的时代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嬗变，世界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悄然生变，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本土化和全球化等矛盾关系将面临深刻重塑。在全球主要经济板块中，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着政府的强干预，美国及其主导的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此多有诟病，称之为亚洲“发展型国家”予以贬斥。但如今，美国也在贴近东亚国家的这种发展模式，它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政府全面的回归”。世界将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之中的角色作用，同时亦需就各国经济干预、产业政策加强协调，避免全球经济陷入一场高消耗且大分裂的“逐底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