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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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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两国国内认为中美无法继续合作下去的情绪也在增加。例如,美国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似乎就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在中国,政府高层仍不遗余力地表态坚定支持中美合作,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近期举办的中美智库对话会上的讲话就是例证。然而,中国知识界、媒体和民众对美国强力打压下中国一厢情愿合作的怀疑也越来越多。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双方相互认知塑造的背后似乎都隐含一种不要对方做什么的逻辑:中国希望美国不要敌视中国,不要阻止中国崛起;美国则期待中国不要破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要挑战其领导地位。相比之下,更为积极的、希望对方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讨论似乎太少。从中国来说,换一个角度思考对美认知可能有助于思维创新。

首先,中国的上述不满和怀疑完全可以理解,但要避免过早做出结论性的对美认知。在中国看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在这个秩序中做了很多贡献,但到头来美国仍然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这种失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重要的是,不应让这种不满情绪遮挡中国的成功经验。以入世为例,中国是在付出代价的基础上签署议定书的,因为当时国内有一些声音质疑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入世的决心和努力背后是一次重大的知识革命,即从原来的先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然后再融入国际体系的“先后论”,转变为边融入边改革的“并进论”。实践证明,这一知识革命不仅让中国高速发展,也推进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衡和公正的方向发展。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对抗因素明显增加,摆在中国面前的,同样是选择先等美国放弃仇华敌华认知,然后双方再展开对话合作,还是选择努力发掘可能的对话与合作空间,边做边改?要看到,美国对华发动新冷战的广泛共识尚未完全形成,过早做出结论性判断将会使认知转圜变得不可能。

第二,中国希望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应成为中国建构和创新对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2005年,美国原国务卿佐利克将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从知识建构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确定了让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也成为判定中国行为对错与否的标准。15年已经过去了,在中国的对美话语体系中,是否也可以考虑提出中国对美国的期待,并以此对美国的国际行为进行评估。这样做,可以避免使用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单纯定性式批评为代表的不要美国做什么的话语体系,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甚至美国国内的共鸣。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政府间关系,还包括私人部门、公民社会等各个层面。以此次抗疫为例,美国的比尔・盖茨财团在中美共同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财团是仅次于美国政府的世卫组织第二大出资方,是中美在多边平台合作的重要潜在伙伴。这些美国社会中积极正面的要素,应该反映到中国对美话语体系的创新中。

第三,中国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美国,需要在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持续对话和合作中建构。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世界性课题。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异常困难,但也要看到,美国在战后国际体系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多边国际机制都是在美国的设计和主导下实现,这说明美国是一个有创造力和宽广国际情怀的国家。这些机制直到今天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制度,任何新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讨论,如果缺少作为超级大国和国际机制创始国美国的参与,都是不可想象的,也不会成功。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还是如何把美国拉回多边主义,而不是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新秩序。在肯定美国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努力引导美国适应新形势,建立对自我和国际关系的新认知,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也是对中国外交的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