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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后

20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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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而终结。但是,如果乔·拜登在11月的大选中击败特朗普,他是否应当努力恢复这种秩序呢?也许不,但他必须找到替代品。

批评者恰如其分地指出,1945年后的美国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总是十分自由。它把半个多世界排除在外(苏联集团和中国),同时又接纳了许多专制国家。美国的霸权总是被夸大。尽管如此,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带头创造全球公共品,否则非但没有人能提供,就连美国人也会受苦。

眼下的疫情恰好就是一个例子。对拜登政府来说,一个现实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让不同的成员参与处理不同的事务。

中国和俄罗斯会同意加入进来吗?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都无力平衡美国的力量,美国为追求自由主义价值观凌驾于主权之上。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美国轰炸了塞尔维亚,并入侵伊拉克。它还支持联大2005年的一项决议,即建立对受自己国家政府迫害的公民的“国家保护责任”。后来,美国曾在2011年利用这套教义,把它当作为了保护班加西公民而轰炸利比亚的借口。

批评人士将此事描述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傲慢。例如,当北约领导的干预行动最终导致利比亚出现政权更迭,俄罗斯和中国就感觉被骗了,然而,支持者却将它描述为国际人道主义规律的自然演变。无论如何,中国和俄罗斯的实力上升,会使自由干预主义受到更大的制约。

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俄罗斯和中国都强调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原则,它规定,国家只有在出于自卫或得到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战争。1945年以来,使用武力占有邻国领土的事情已经很罕见了,而且一旦发生就会招致代价高昂的制裁(比如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况且,安理会通常会授权在遇到麻烦的国家部署维和部队。政治合作也限制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扩散。在这一维度,基于规则的秩序仍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经济关系,其规则需要修改。早在疫情暴发之前,中国的混合型国家资本主义就为不公平的重商主义模式搭台,令WTO的职能被扭曲。其结果将是全球供应链脱钩,尤其是在危及国家安全的领域。

尽管中国抱怨说,美国阻止华为这样的公司在西方建设5G电信网络,但美国的立场与主权是一致的。毕竟,中国出于安全原因阻止谷歌、脸书和推特在中国运营。就新的贸易规则进行谈判,将有助于阻止脱钩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虽然眼下存在着危机,但重要金融领域的合作仍然是牢固的。

相比之下,生态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主权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那些威胁是跨国的。尽管经济全球化遇挫,但环境全球化会继续下去,因为它遵从的是生物和物理定律,而不是当代地缘政治逻辑。这类问题威胁到每一个人,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在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上,权力有一个正和维度。

在这种情况下,只想对他人行使权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与他人共同行使权力。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既帮助我们,也帮助其他人。自从理查德·尼克松和毛泽东在1972年会面以来,中国和美国虽然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仍然有合作。拜登面对的难题,是美中两国在大国的传统对抗领域进行竞争的同时能否携手合作提供全球公共品。

网络空间是一个重要的新事务,它有一定程度的跨国性质,但同时也受主权政府的管控。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呈分割状态了。民主国家圈子里可以制定互联网的言论自由和隐私规范,但专制国家不会遵守这些规范。

正如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所提出的,如果专制主义者想要互联互通的话,禁止篡改互联网基本架构的一些规则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但如果他们利用代理进行信息战或干预选举(这种做法侵犯主权),那就必须通过规则来加强规范,就如同冷战期间,美苏(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对立)通过谈判来制约海上事件的升级。美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将不得不宣布他们打算坚持的规范,而威慑也是有必要的。

坚持网络空间的自由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美国单方面解除武装。相反,对于公开宣扬己方主张的被容许的软实力,以及暗地里进行信息战的硬实力,美国应当区别对待,对后者要采取报复行动。俄罗斯和中国可以有公开的节目和广播,但操纵社交媒体这种隐秘的协同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而且美国还会继续批评这些国家的人权记录。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希望避免军事干预,但并不想退出同盟或多边合作。而且公众依然在乎价值观。

如果拜登当选,他将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美国能否与核心盟友合作,推动民主和人权,同时与更多国家合作管理基于规则的国际机构,以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网络攻击、恐怖主义和经济动荡等跨国威胁。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fter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