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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傅立民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止损,为恢复常态做准备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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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至关重要。5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用有益于中美两国、印太地区和世界的方式,来维护、促进这一关系。

50年前,尼克松总统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国,任何世界秩序都不可能稳定。在他本人及其继任者的邀请下,中国逐渐成为新全球架构的组成部分。而现在,另一位美国总统正在拆除这个架构的根基。

挽救正被特朗普政府拆除的体系,对中国来说比任何国家都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融入开放、多边管理、受规则约束的市场经济,可以让中国恢复富裕、实力与荣光。没有最大限度促进全球贸易与合作的世界秩序,中国的持续发展就会面临风险。

本次研讨会在香港举行是合适的。与中国任何地方相比,维护有序的国际体系对香港都更加利害攸关。香港人将繁荣归于两个关键因素:持续的法治,以及大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没有这两个因素,(也许)就不会有香港。没有这两个因素,中国也不可能取得长期的成功。

美国突然陷入好斗的仇外心理与保护主义,这威胁到的不止是中国,也危及整个世界,包括美国自己。对此我非常的关注。

与尼克松总统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和他的同事很清楚中美两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每一环节的重要性。这是确保全球稳定性、可预测性和繁荣的先决条件,也是两国持续进步的先决条件。目前,这种合作是不可能的了,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也不可能改变这种情况。如果美国人选择放弃我们在上个世纪所推行的准则,中国和其他国家是拦不住的。这些国家必须忍受美国的无赖行为,并竭尽所能地应对它所产生的后果。

很明显,现有秩序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是有利的,而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利。迄今为止,中国对这一秩序遭到破坏的反应是不舍、克制和有限的。这是明智的做法。然而,克制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伤害,但不会抵消它,也不会为最终的逆转提供基础。现在所有人必须思考的战略问题是,有什么权宜之计、临时安排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长期倡议,能够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好处,并最终使这一秩序恢复正常?

尽管偶尔出现过虚假的曙光,但中美关系的前景依然是黯淡的。为此,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目光必须越过今天的美国。为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意识到,对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行为感到不满的不仅仅是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这些国家同样希望中国增加进口,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停止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

就算中国无法平息美国的不满,但它采取行动去减少其他国家的不满,这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中国的目标是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绕过美国对全球治理的干扰,展示中国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承诺,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持续自由化奠定基础。中国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对世界银行、地区开发银行等传统机构资金的补充和完善。这些新基金是旧基金的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它们遵循的是类似、也许稍稍更加开放的运营规则。国际社会欢迎它们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它们解决了此前无法满足的需求。

一旦美国决定重新拥抱国际共识,中国和其他这类新机构的支持者已经为美国留好了大门、灯光和位置。WTO及其他类似的支撑基于规则秩序的关键机构,它们在努力提升机构职能的时候,也应当做到这一点。美国人最终会重新发现自由贸易、供应链经济以及合作促进贸易投资的好处。而与此同时,当使世界富足,同时维持着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法律框架和经济安排被严重误导下的美国政府破坏时,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不要袖手旁观。

国际政治和经济都是如此。如果联合国在诸如气候变化、战争法或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遭到践踏时受到阻挠,那么其成员必须召开临时会议,共同应对这些威胁。如果《海洋法公约》各方对权利义务有不同意见,它们也许应当开会厘清事实,在必要时修改文本。如果多个国家之间的紧张态势加剧,有关各方也许应加强诸边区域外交,消弭彼此的分歧。少数人反对解决问题,不妨碍多数人为了大家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在中美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上海公报》中,双方明智地搁置了意识形态分歧,从而使两国能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并行工作。现在是恢复这种做法的时候了。这是扭转当前在台湾和中国南海等问题上走向战争的关键。

这也引起我对中美双边互动的最后一个思考。如果双边谈判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共处,那么谈判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成功不仅需要双方对中美关系愿景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还必须就它们所追求的互利目标达成一致。

没有战略基础的关系会让双方被各种事件掣肘,而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纠正它需要时间。眼下,世界各国必须积极捍卫全球化和多边治理体系,因为它们曾经并且依然是增进互利、非暴力竞争、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