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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后的国际秩序

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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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同时进行的,还有有关全球治理的两种对立说法展开的拉锯战。尽管处理疫情更为紧迫,但两种说法哪一种占上风,同样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种说法直截了当,认为一场全球性卫生危机进一步昭示多边主义的必要性,并暴露出单边民族主义或孤立主义的谬误。第二种说法的观点相反,认为全球化和边界开放造成了抵御病毒和其他威胁的脆弱性,目前对供给和抢救设备控制权的争夺,说明每个国家首先应管好自己的事。第一阵营的人认为,这场大流行证明各国必须团结起来战胜共同威胁;第二阵营的人则认为,大流行证明国与国之间保持距离才更加安全。

乍一看,新冠疫情似乎使进一步协调国际政策的主张更有说服力。鉴于冠状病毒不会止步于国境,应对措施不受国界限制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公共卫生角度看这很好理解。如果新冠病毒在不管什么地方持续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人们怎样努力隔离,它对所有地区来说都仍然是潜在的威胁。检测工具以及将来发现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分发得越广,大流行就会越快消灭。科学知识分享得越多,药物就会越快开发出来。同时,各国政府在旅行限制和社交距离等问题上越多进行协调,这场危机就越容易走出。

大流行还需要人们付出更多集体努力,不仅帮助当地弱势群体,还要解决造成人员伤亡的战争冲突。由于大流行带来额外的社会经济压力,国内或国与国之间进行的冲突有可能让政府的职权进一步丧失,甚至使那些危如累卵的国家崩溃。除去显而易见的生命损失,它还会制造出新的无底洞,新冠病毒在那里将肆意传播,更多移民将越过管制较少的边境,暴力的非国家行为者将有更大的机会利用混乱,在那里扎根并发展。

最后,寻求国际合作还有明显的经济理由。通过帮助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所有国家都可以减轻全球经济崩溃给它们带来的冲击。

然而,大流行也增加了对立一方观点的吸引力。危机往往会强化并加速已有的趋势,严重的危机更是如此。新冠大流行恰逢民粹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对全球主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抵制不断加剧,这种抵制源于国内和国与国之间存在不公。

攻击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经济体系是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让少数人受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联合国已经变得像个老古董,它偏袒很久以前那场战争的胜利者,反映的是过时的权力关系,而且它让南方国家得不到充分的发言权——其中许多国家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还没有获得独立。与此同时,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社会经济的不满在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巴西、以色列和美国等地引发了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威权主义。

新冠危机很可能强化这一态势。对未来的一种想象是,在接下来的数月和数年内,紧迫的国内需求将使国际团结看上去是一个难以负担的奢侈品。随着国家经济收缩,资源将会减少,政府将竭力供养自己的人口。政治领导人会发现,把资金合理分配给对外发展援助、国际卫生及救济组织、难民或外交行动倡议是极其困难的。而国内不满情绪的上升,将会转化为对国际体系更大的愤怒和幻灭。

此外,任何美国宣称自己拥有的全球领导地位都将被削弱,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对这场大流行处理失当,人们感觉美国自顾不暇,更别说照顾其他国家,在人们看来美国在关键时刻退缩了。而中国在危机最严重时刻非常上镜地表现出了慷慨大方,所以它有可能填补领导力的空缺。但中国可能发现,由于对疫情的处理一团糟,以及经济的严重萎缩影响到国内政治,它自己也将疲于奔命。

无论是谁(如果有的话)最终胜出,我们都很难相信这场大流行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绝望不会变成更强烈本土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温床。在许多国家,人们已经开始让外国人和少数族裔成为替罪羊了。

一个更优越、更强大的国际秩序会在某一时刻出现吗?也许吧。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之前,同盟国就已经开始设计一种战后秩序,以防另一场全球冲突重演。但这一秩序存在深层次的缺陷。尽管制造出全球治理的假象,但它的有效性永远不会超出处于核心地位的敌对大国所允许的范围。虽然它是成功的,但人们也可以列举出它的一系列巨大失败。

不过,20世纪40年代建立的这个体系显然比之前的体系要好。2020年,人们需要开始设想,我们要用什么来建立一个新的、更可持续的秩序,来解决人们对平等的日益担忧,让更多国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这期间,我们也许不得不进入一个新世界,一个混战突然取代现有安排的世界。即使事情证明混乱只是暂时的,它也会是一个悲伤、分裂、危险的战后时代终曲。

新冠病毒暴露了有缺陷的国际体系应对全球危机的代价。唯一比这更糟的结局,是我们将在完全没有体系的情况下应对下一场危机。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COVID-19”(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