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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马克龙对中国的“新戴高乐主义”是实质转变还是作秀?

2026-01-19
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中,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行。(路透社)
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中,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行。(路透社)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去年12月北京,这是他第四次访华。此行他去了北京和成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成都与他会面,罕见地在首都以外城市接待一位外国政要。

官方媒体对此次会晤赞不绝口。《中国日报》盛赞马克龙此行旨在“加强联系,促进全球议题合作”。另一篇文章指出,贸易是“深化中法关系”的关键动力。习近平主席也称赞法国是中国“不可或缺的经贸伙伴”。鉴于中国与全球北方的裂痕越来越大,在中国政治话语中这种措辞已很少用于北方成员。中法两国签署了12项协议,涵盖核能、大熊猫保护等诸多领域。

马克龙的“新戴高乐主义”

然而,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以及欧洲巨额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而这些都是布鲁塞尔近年来高度关注的,马克龙也有效传递了欧洲的关切。中国高层重申他们“支持一切旨在实现停火、恢复乌克兰和平的努力”的长期立场,但并未承诺做进一步的实质性让步。

我博学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康丁提出“轨道双极性(orbital bipolarity)”概念,它可以用来比喻马克龙试图成为让两极都欢迎的使者,基本做到与它们同步,同时让自己的国家和政治遗产利益最大化。

在北京看来,法国扮演着抽象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角色,体现了中美二元对立之外的另一种选择:面对中美动荡和对抗性的双边关系,法国可能成为中立区域和纽带。

法国总统及其核心圈子显然欢迎这种象征性的肯定。事实上,他的策略性立场反映了其长期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识形态承诺。在官方发布的总统照片中,他与法国国旗和欧盟旗帜并肩而立,旁边还摆放着二战期间自由法国的反抗领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开国元勋夏尔·戴高乐的回忆录。

戴高乐特立独行,冷战初期就要求在北约享有与美英一样的地位,并在1966年选择退出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他主张欧洲应服务于欧洲人,而不是美国、苏联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团。

戴高乐对法国寄予厚望,希望它以坚定的战略自主意识为后盾,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他的欧洲复兴愿景是通过有机协调实现团结,而非自上而下的控制,或像美国那样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

然而,距戴高乐质疑美英轴心在北约的强大地位近60年后,马克龙能否重振并实现前任期望的法国形象?还是说,他传递戴高乐主义思想充其量只是作秀和空谈?

要回答这一关键问题,首先要解决两个前题。

法国能从中国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

可以给法国带来教科书式好处的中法经济合作被反复提及:中国在法国投资并提供资金,法国市场持续向中国出口商开放,科技和人力资本联系不断深化(受欧盟和美国“去风险”考虑所施加的压力,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高度安全化的先进技术领域除外)。

然而这些好处中,哪一项能解决目前法国国内紧迫的结构性困境?

根本性的担忧涉及法国不断下滑的劳动生产率。据估计,2019年至2024年,法国劳动生产率下降了8.5%。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因于劳动力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转移、投资不足、新技术领域管制实质性放松,以及研发力度不足(航空航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少数亮点领域除外)。

在诸多关键领域,中国企业的技术生产力(尽管未必是整体)已经超过法国企业。鉴于此,马克龙在访华期间公开呼呼中国领先企业自愿向法国同行转让或分享技术。

他相对温和的语气与布鲁塞尔官僚的激进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明确表示技术转让应成为中国投资欧洲的约束性前提之一。

然而,北京的决策者长期以来对尖端技术持谨慎态度。他们将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视为关乎国家、发展和经济安全的整体性问题。“十五五”规划建议预示着中国将加强产业政策力度,包括纳入自下而上的创业和民间资本,以扶持像食品和农业技术、机器人、航天航空科学这样的新兴行业(而后者是中法两国可以通过合作获益的领域)。

尽管中美竞争的规模和强度暂时减弱,中国领导人对于被以美国为首的强大西方对手击垮仍保持警觉。除非法国能证明其决策不受美国左右,尤其在技术和供应链领域,否则北京几乎没有动力在欧洲业务中大幅放开对其核心尖端技术的获取。

尽管如此,“十五五”规划建议第五项重点内容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确实给希望更好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国企业带来一丝慰藉。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国大陆引入更透明、严谨且国际公认的法律标准,尤其在仲裁、调解和商业诉讼领域,同时还需要省级和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数据、人员和商业行为的国际敏感性。这条路依然漫长。

法国能否抵挡跨大西洋关系的诱惑?

将中国视为马克龙“新戴高乐主义”愿景的唯一或主要障碍是错误的。同样重大的挑战来自大西洋彼岸,因为华盛顿建制派一直抨击巴黎在俄罗斯、中国乃至中东问题上摇摆不定、立场多变。一些人眼中的战略自主,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是令人恼火的背信弃义,而背叛是要付出代价的。

巴黎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通过可互操作的防御和联合演习训练,北约仍是法国安全的关键支柱。两国的情报机构关系紧密,不只是中情局与对外安全总局的合作。金融方面,美国是法国主要外国投资者,占2023年法国外国投资总额的17%。

由于国会鹰派抨击特朗普政府批准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先进H200 AI芯片(以换取丰厚利润分成)是投降,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明显结论。首先,对马克龙“新戴高乐主义”持谨慎态度的建制鹰派可能面临来自内部的更大威胁,包括为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定基调的暗流和个人。其次,特朗普寻求更“不插手”和更少直接对抗的印太战略,而国会顽固的疑华游说团体和内阁中的新保守派很可能联手阻挠,他们会利用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在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明显成功来施加影响。

这场角力的发展,不仅对塑造美国外交政策参与者的行为起决定性作用,也间接限制和决定着法国的选择范围。美国越是放松对中国经济技术发展或在多边机构中影响力提升的遏制,法国追求“第三条道路”的意愿和回旋余地就越大。反之则不一定,而马克龙应当牢记傲慢自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