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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刚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

当前影响中美经贸协议前景的因素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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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5月份中美经贸磋商发生重大波折以来,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即使仍有希望,“机会窗口”也进一步推后。7月底在上海举行的第12轮经贸磋商试图重拾碎落一地的协议草案纸片,但从双方对外表态看,谈判成果虽已再度覆盖大多数议题,但剩下的未决议题属于绝对的原则性、结构性问题,非专业谈判人员所能解决,要想取得突破必须重新提交高层政治决策。8月1日,特朗普不顾幕僚劝阻,宣布将自9月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剩余3000亿美元产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进而又借口人民币在岸离岸汇率双“破七”,将中国划入“汇率操纵国”,同时拖延履行给华为公司进货开口子的承诺,并开始将中广核这样的能源企业纳入域外管辖制裁清单,使局势更加复杂。

对中方而言,美方在审查和修改国内法规、建立落实核查机制等方面的要价突破政策底线,触及核心利益,不能轻易让步。中方内部似已基本形成共识,不急于谈成,边打边谈,打打谈谈,以斗争求合作。美方则相反,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迫切性上升,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2500亿美元关税加征措施已落地,单在贸易领域能出的大牌所剩无几,接下来谈判拖得越久,美国国内零售商品价格上涨压力越大,对关税战转持反对态度的企业、农民和个人也越多。

2020美国大选周期已开启,目前距两党正式推出正副总统候选人还有八九个月时间,特朗普还不到撸起袖子一切拼大选的时候,但考虑问题必然越来越多反映选举政治的需要。8月1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把对中国产电脑、视频游戏机、某些玩具、电脑显示器以及某些鞋类和服装产品加征关税的时间推迟到12月15日以后,并且明确承认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感恩节、圣诞节购物季“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当然,即便这样折算下来,仍有约37%、总额约11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自9月1日起将被加征10%的关税。

最近,中美双方在接触层面共同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8月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泰国曼谷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蓬佩奥在纽约会面。这些迹象显示,在相当不利的舆论氛围中,双方仍不约而同坚守克制底线,为协商协调保留通道。同时也显示,中美经贸磋商的推进机制悄然发生变化,在增强专业性的同时,外交引导也在补充进来,这或许正是双方重新接近政治决断的迹象。

可以说,经过一年多的争斗,中美在经贸战中大抵打了个平手。中方在经济增长、投资转移、自主研发、通胀上升、失业增多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但也意识到依托巨大国内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承压力没那么弱,还收获了民心聚拢、内部共识度增强的效果。美方通过加关税提高了财政收入,并且暂时得以避免关税战直接影响国内民生,但也意识到“极限施压”并不能打服中国,遑论打垮,相反还在激发中国国内自主化发展的决心和行动,使中国变得更有竞争力。

在科技领域,美国的技术封锁固然给华为、中兴带来巨大麻烦,暴露出整个中国在基础研发、产业配置方面的许多问题,但也激活了中国国内的“电子民族主义”,两大手机制造商的国内销量不同程度增长,华为海外业务也继续在稳健区间发展,大多数国家没有跟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转,尽量避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

贸易战、科技战已变成僵持战,有发展成持久战的趋势。在中国国内,主流意见日益认同经贸摩擦的常态化,认为这是中美博弈的必然现象。已经到来的中美大博弈,在美国眼中是世界领导权之争、霸权地位之争,在中国眼里是发展权、崛起权之争,这就赋予经贸摩擦更多超越经贸问题的特殊意义,在一部分人眼中有了将其继续进行下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当下,两国领导层都面临着早日结束贸易战还是让其继续延续下去的选择,也就是“到底需不需要一个协议”的选择。一些中国学者相信,谈判形势已发生攻守转换,目前开始掌握谈判节奏的是中国政府,急于达成协议的是特朗普政府——因为它需要向选民显示政绩。真是这样吗?要知道,急于达成协议首先得有希望达成协议的诚意,然而特朗普在涉华问题上连续出台的刺激性举措远不能证明这种诚意的存在,中方难以清晰判断他的真实意图。

从现在起,影响中美经贸磋商的因素既来自经济规律本身,也来自一系列跨领域变量因素的发展变化,其中“三个半因素”是最主要的。

第一个因素是中美两国国内经济形势。今年以来,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是第一季度好于预期,第二季度逊于预期,刚刚出炉的6月宏观数据显示制造业紧缩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出口疲软趋势渐显,投资继续放缓,整体下行压力仍较大,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加征的影响会更加明显。美国“史上最长经济增长周期”已延续120多个月,转入衰退轨道的迹象加速积累,显著增强市场恐慌情绪。近来美国国债收益率整条曲线都出现倒挂的风险在加大,而历史经验表明,收益率曲线倒挂与经济开始衰退之间存在时差,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在此情况下,特朗普经济团队需要更多刺激手段,“与美联储斗争”取代“向中国挥舞大棒”成为其首要任务。

第二个因素是两国各自重要国内议程。2019年入秋以后,中国领导层的议程将进一步向国内事务聚拢,顺利举办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成为重中之重。美国那边选举氛围渐浓,民主党蓄势伺机向特朗普阵营率先发起进攻,任何重大国内突发事件随时可能转移特朗普的视线。两国国内议程的紧张度已严重压缩相互妥协的空间与时间条件,未来半年任何可能的流变将更加限制选择余地。

第三个因素是香港、台湾问题。在最近的香港动荡中,美国被明确指责为“幕后黑手”,中国政府拒绝两艘美国军舰访港,但特朗普仍在公开场合表现审慎,坚持香港问题属中国内部事务,并将在香港发生的事定义为“骚乱”。香港风波还没有了结,后续如何发展仍是会反作用于中美关系的风险点和风暴眼。另一直接关乎中国主权和民族感情的问题当然是台湾,台湾问题更清晰地带着美国介入的烙印。蔡英文当局出于连任需要正加紧操弄独统议题,未来数月高概率会出现挺而走险的行动,美国出于战略和政治需要会加以配合。本文撰写过程中,传来酝酿已久的美售台F-16V战斗机接近定案(特朗普已批准)的消息,总金额80亿美元,最后一锤(五角大楼履行通知国会程序)如果落下,对本已极为脆弱的经贸磋商决策氛围绝对是个很大的坏消息。

“半个因素”是朝鲜半岛核问题。朝核问题也是中美关系重要议题。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半段的亚太议程里,对经贸和朝核两大问题的优先排序时常调整,特朗普有过将两者挂钩向中方施压的想法和举动。今年6月G20大阪峰会期间,中方为促成特朗普与金正恩板门店会晤发挥的推动作用构成美方向中方做出暂停加征关税承诺的一个动因。目前,美朝正静悄悄继续接触,商谈部分解除制裁换局部无核化的方案,但朝方明显重新加强了导弹研发活动。特朗普同样希望把“有效”处理朝核问题当作其谋取连任的政绩来宣扬,但在2020美国大选关键时刻,朝鲜是将奉上“大礼”还是通过某种军事行动“拆台”,仍是个三方博弈的问题。

从今年9月到明年夏天将是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后关键期”。其间,双方必须抓住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样的时点锁定或推进谈判。之后,将进入美国大选决选期,双方不再有什么作为空间。再之后,随着美国大选结果的落地,中国将迎来更加不同的中美关系,达得成达不成协议甚至还有没有经贸磋商或许都不重要了。眼光放长远一些看,中方需要在继续与美方磋商的同时,开始思考2020大选结束后的不同场景,这些场景包括四个“如果”:如果中美达成协议特朗普也继续执政,如果中美未能达成协议而特朗普连任,如果中美达成协议而特朗普被选下台,如果中美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也未能连任。中方需要根据这四种可能权衡近期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利弊,而这四个“如果”背后的本质问题,都是继续恶化中美关系直至展开全面对抗还是共同修复中美关系寻找某种新平衡状态的选择。

形势的流动性很大,双方领导层、专业谈判团队、商界和民间舆论的看法也都在不断调整,没有什么定见业已形成。最后的机会面前,人们需要认识到,中美经贸磋商早已跨越专业的界限,成为政治问题、战略问题,就经贸言经贸的单纯决策环境早已不复存在,各方在继续企盼协议、呼吁协议的同时,恐怕也要做好没有协议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