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投资限令意味着美国对华科技进攻战略加速，同时也将带来较为恶劣的示范效应。但美国实施科技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每一个领域，被替代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大，中长期而言，反而将削弱美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力量。

“去风险化”但“不脱钩”意味着在非核心敏感领域美国接受“菜单式合作”，却也意味着其将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战略竞争能力。

中国对美国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依赖性，而美国对中国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但美国实施“供应链遏华”战略并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几乎不可能实现。

“一超多强”而非“一超独大”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随着新兴经济体主权货币国际化进程推进，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美元的“过度特权”。

美国《芯片法案》中的“中国护栏”条款对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具有严重危害性，势必引发新的全球割裂式竞争。

美日欧三大央行政策调整的节奏与力度存在显著分化，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与金融局势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

美国此轮通胀是顽固的、结构性的，要想将核心通胀降至2%，而又不让经济陷入衰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需要中美双方共同执行落实，更需要美方创造条件和氛围，消除对抗和不必要的干扰。

美国对华新贸易战略的实质是在寻求对话的同时保持对华施压态势，并将力量集中于与中国在核心领域谋求竞争甚至对抗。

“印太经济框架”并非自由贸易协定框架，而是与美国现行的印太战略完全契合。美国想借此补足其“印太战略”缺乏经济支柱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