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的巴黎和平论坛上，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就如何提供一个全面的网络稳定框架发表报告。报告结合其他各方提出的规范、原则和建立信任措施，使其结论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网络时代实施威慑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并不存在一种能应对所有攻击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持续接触”是对武器库的一个有用补充。

在网络领域，武器与非武器的区别也许只取决于一行代码，或仅仅是计算机程序使用者的意图。虽然这使网络军控条约谈判十分棘手，但外交解决并不是不可能的。

网络盗窃、网络间谍和网络恐怖主义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网络安全措施得到缓解。但不就合法的网络安全政策达成一致，华盛顿和北京就有可能阻碍贸易、合作机会和技术的进步。

中美两国对网络空间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价值观上，同时两国对网络空间也拥有共同的愿景，这使两国仍将寻求通过交流、合作、谈判来解决分歧，并继续在网络空间公共安全问题上保持一致。

网络安全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复杂棘手的难题，中美在网络空间是合作还是竞争取决于两个态势，一是数字经济对地缘经济的颠覆，二是网络安全对于传统地缘安全的颠覆。

美国政府既为匿名通信软件提供资助，同时又试图破解。中国政府一方面试图推动其国家信息通讯技术领军企业在全球的成功，一方面又在其自认为的网络领土边界设立越来越高的防火墙。如果国家无法在本国网络事务上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那么诸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GGE）等试图为全面协议奠定基础的机构又有多大成功几率呢？

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的混合作战战术一直主导着新闻周期，而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从克里姆林宫的剧本中学到了宝贵经验。北京对现代混合作战概念的欣然接受是这个地区大国精心计划的、为追求自身海洋主权主张而模糊“战争”与“和平”界限尝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直接激怒其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

“想哭”勒索攻击事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宝贵的启示，澄清了一些国际互联网合作的迷思。这些启示也将给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带来帮助。

随着中国新《网络安全法》不可避免地即将生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外国企业能够做些什么来适应或者减轻该法的影响。中国的政治计划从各方面说都是自我生成的，这几乎自动意味着与外国商业同行的接触是受限的，或者是受控制的。外国企业必须明白这一点，以便定位自身对经济发展进程的潜在贡献，使其成为一个增长路径。

对西方外交官来说，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肯定是如何有效让中国参与，以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与稳定，这也是中国的合作战略明确提出来的目标。冷漠的中国会让北京那些主张对全球互联网规范采取更强硬、更孤立态度的声音得逞吗？满足中国的某些希冀，如高调出席中国的旗舰式活动，也许不仅能为更广泛的参与和信任打基础，还能为中国体制内旨在加强与外国交融的声音提供支持。

制定一个全球性的网络空间条约，目前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对网络战进行规范性控制的更有效办法，或许是确立一个禁忌，它不是针对武器，而是针对攻击的目标。

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引起外国企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相当消极的反应。由地缘战略对手发起、以干扰政治体制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渗透，正是北京一向担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似乎已经是受害者。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对进攻性网络武器的使用采取何种政策？首先，他很可能冒加快网络军备竞赛的风险，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网络立场。其次，他也许会放松网络联盟，放弃寻求建立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准则。对美国来说，这两种前景都可能使网络空间变得更加危险。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是具体、现实、可实现的目标，它同时也将成为中国与美国新政府开展网络空间合作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