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本是一次搁置传统歧见凝聚全人类共识的天赐良机，而真正有能力独立抗疫并组织全球防线的只有中美这样的大国。但双方竞争和博弈不会因一场全球疫情就有实质性缓和，反而大概率会因疫情在美国的恶化而更加凶险。

新冠肺炎防疫造成的影响，在一定规模上呈现了经济技术脱钩政策的社会经济效果。以此为鉴，如果有人盲目受到“脱钩”政策设想的蛊惑，现在是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主要大国应该摒弃或者暂时放下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矛盾的纠结，激活2008年合力应对金融危机的“同舟共济”精神，制定覆盖全球、有效合理、共同应对危机的举措。

特朗普“伟大的美国复兴”在国内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国际舞台上举步维艰。由于不断出现新的全球性威胁，“美国优先”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独行。

主要大国应该摒弃或者暂时放下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矛盾的纠结，激活2008年合力应对金融危机的“同舟共济”精神，制定覆盖全球、有效合理、共同应对危机的举措。

新冠肺炎危机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必然对中美关系产生进一步的复杂影响。

美伊“疫情牌”反映出地缘政治及利益交锋的传统外交惯性。是否提供和接受援助是“面子”问题，通过援助能否影响国家局势则是“里子”问题。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未见成效。本届政府应遵循“谦逊”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舞台上重新获得信誉。

新冠肺炎暴发后，中日两国意外走上相互示好之路。

对外交政策的评判不仅要看具体行动，还要看其行动模式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环境。

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美经济和技术关系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印美两国渴望加强彼此的关系有其自身逻辑性，但在处理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时，印度不可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由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对华政策完成了从以遏制为主，保留有限合作，向具有浓郁冷战色彩的全方位遏制的过渡，完成了三角关系中以美俄矛盾为主向美中矛盾为主的过渡。

由于全球化和互联互通使得风险的传播难以控制,世界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今看来要远大于传统的战争和军事冲突，而面对疫情施虐，大国合作和周边合作尤其重要。

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0年2月14至15日举行，吸引了3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77位内阁级部长出席，参会的政、军、学、商界人士逾千人。我作为慕安会的顾问理事会成员应邀出席，有几点印象和体会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