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大国与崛起的大国同样值得外交上的关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离任后，美国必须制定出严肃的对俄战略。

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战略新面貌的出现，而这种“新”是以两国关系全面恶化和对峙为特征。

彭斯的演讲未能让中国方面感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善意，它释放的是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信号。

单极世界秩序正在迅速瓦解，中国或其他国家可以做的就是适应新的现实。这意味着要在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发展的同时抵御外部压力，避免损害自身利益。

在亚太地区所有安全论坛中，香格里拉对话会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对话会聚焦中美。

现在起到2020美国大选结束，既是中美官方在“贸易休战”状态下修复部分对话渠道的时间窗口，或许也是两国战略界提出重构彼此关系框架具体方案的最后机会。

如果世界各国从相互依存带来和平繁荣的良性预期，转向相互攻击对方的脆弱性，那就意味着全球化的彻底变质。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积极的响应，美国应放弃成见，听听来自全世界的声音。

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的非正式会晤重在就两国共同关注的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对中印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即便美国将中美两国引向全面对抗，也只能是导致一场前所未见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其最终结果一定不会是美国所期望的。

美国对外战略再次聚焦大国竞争，与它重拾“悲剧情怀”密不可分。

斗争话语在中美关系中的回归反映的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是对美国对华战略朝强硬面转化的不可避免的回应。

只要中国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加上中国崛起后形成的各种比较优势，美国就无法建立当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式的多边脱钩机制。

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美国，对伊朗外交形成新的巨大压力，也反映出三国对伊朗分步骤逐步退出伊核协议做法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