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机构多中心布局已成现实，但东亚地区仍缺少综合性战略枢纽。可通过“试点先行”“制度融合”两步走路径，依托东亚创新与市场优势打造新型治理节点，从而推动联合国构建更均衡、高效、适配多极化格局的全球治理架构。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正在侵蚀其他经济体的许多比较优势，例如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娴熟的经济方略。

为重振创新和树立市场信心，美中两国应以非常规方式在中东、非洲等地区开展合作。这将不仅提供新的商业场景，也将为未来全球治理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

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努力建立国家所需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具有流动性和透明的公共与私人融资机制——在中美竞争背景下这是一大劣势。为了与美国竞争，中国需要培育自己的科技独角兽公司，并且建立起在速度、规模和范围上与美国相媲美的全球平台。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发布行政令，限制向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标志着中美科技战再次升级。在这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场冲突很快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

20世纪初,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这样写道：“旧的正在消亡，新的无法诞生。”我们今天似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包括全球供应链的崩溃和通货膨胀的再次出现。唯一的出路是支持新市场、产业和机构的发展。但是，谁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

由于有很多共同点，而且回避了持不同意见的国家，G7能比G20达成更多共识也就不足为怪。但G20更好地代表着我们多样、复杂的世界，这使它成为可以赖以进行有效全球合作的组织。

在美国主导单极世界秩序的时代，“绝对国家安全”对它来说或许是合理的。但在当今世界，企图“遏制和对抗”拥有不同价值观或不同制度的国家，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达成接纳它们的新的全球契约，则会引发冲突。

在核时代的黎明之际，爱因斯坦写道：“人类若想生存并迈向更高层次，新的思维方式必不可少。”由于世界面临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我们再次需要新的思维，而起点就是新的核算方式。

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变得更繁荣了，但财富越多社会责任也越大。美国和中国必须开始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不是互相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