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直谋求建立一个完全由它主导的“单极世界”，即所谓“新世界秩序”，它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是连贯的、循序渐进的。

中伊合作协议本身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由于中伊两国在目前国际环境以及对美外交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协议本身在客观上产生了提振伊朗对美外交博弈的信心，也增强了中国在对美外交中的砝码。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更聚焦，且更具意识形态色彩。它将捍卫美国实力基础、促进有利的国际权力分配、维持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作为核心国家利益，做法是实行“有边界的国际主义”，保持与世界接触并适当收缩战略目标，同时鼓励盟友与伙伴分担责任。

安克雷奇会晤未能有效弥合众多议题上的分歧，但这种努力至少有助于厘清双方在什么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需要严加管控，在什么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可以存异求同。未来即使中美能够避免以“恶性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之间的竞争仍将是宽领域、多层次的。

作为美国政治大变局中远未结束的一段历史进程，“特朗普主义”这份政治遗产将继续对拜登四年任期，包括其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对于两国未来关系和世界走向，中美两国都到了再度作出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

近期内中美恢复战略对话时机尚不成熟，但新政府上台后，双方在共同关切的若干领域先接触对话，并尽可能同步采取一些建立信任措施是有可能的。

中美关系始终存在着竞争成分，但也始终存在着合作的可能与必要。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必过于悲观。

战略竞争主导下的中美关系动能日益成为政治敌对化的牺牲品，从而使战略竞争管理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信任与合作变得十分困难。

中美关系的未来需要共同塑造，中国的主动性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的走向。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中国的生存空间压力巨大。中国需要把外交重心投放到地区层面，尤其是稳定好核心生存空间的秩序。

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国家，美国的言行如果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出结论，即我在这个体系内永远无法真正地实现发展和超越，那么这一体系必然会分崩离析。

为有效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双方应以过去几十年的合作为基石，重启制度性对话通道。

现在起到2020美国大选结束，既是中美官方在“贸易休战”状态下修复部分对话渠道的时间窗口，或许也是两国战略界提出重构彼此关系框架具体方案的最后机会。

中美竞争仍是基于权力和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更多是双方彼此攻击的工具，并非竞争的根源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