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新政府在外交理念上正朝“外交为民”转向。这种转向在国内体现在美国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在国际上则体现在美国外交要更多地通过外交斡旋等非军事手段实现国家利益意图。

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欧盟认真思考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大势后做出的战略抉择，因此可以说它是双方战略利益交汇的结果。

迅速恢复高层对话对中美关系今后几年的发展具有开局引领作用，其间既要有只争朝夕的效率意识，也要有确保对话质量的战略定力。

抓住中日先后举办奥运会的历史机遇，不仅有益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加强亚洲地区一体化和深化全球多边治理。

拜登新政府的外交战略方向有可能是“欧洲再平衡”，以修补被特朗普破坏的美欧关系。但这不等于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特朗普时代的对华全面打压完全转移。

全球治理在应对危机时有能力不足的一面，但也不能否认它的积极作用和巨大潜力。

纵观战后全球政治大觉醒的四次浪潮，我们有理由相信后疫情时代不会是兵戎对峙的新冷战，也不会是国际关系碎片化的暗黑时代。

中国支持东盟内部团结和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一贯的，这种一贯性并非外交辞令，而是中国国家利益使然。

全球战略格局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为中日两国真正从战略上主动认知对方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机遇大于挑战。

从长期来看，一个没有美国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但没有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参与的尝试性有限多边主义可能会发展并存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