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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中欧投资协定是后疫情时代战略利益交汇的结果

20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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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法国和欧盟领导人共同宣布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这是继11月15日签署历经八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和11月2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宣布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后,中国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做出的第三个重大经济外交决策。中欧投资协定将是中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签署的第一个投资协定,意义重大。对此,一些国际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试图拉拢美国的同盟国家,在大西洋关系上打入楔子的意图体现。还有的则认为这是欧盟为了对华经济利益做出的妥协。笔者认为,这样的认知是短视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首先,中国与欧洲的投资协定主要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内在需要,而不是为了弱化美欧同盟。2020年中国经济改革话语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笔者认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激发新内需促进国内开放,在此基础上与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相结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同步共进。

中国上述三个经济外交上的重大步骤实际上是同中国国内新一轮改革相呼应的。以推进国内地区之间内部开放为例,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江苏南京主持召开了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结合201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2018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这实际上反映了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在对外开放上,12月中旬《金融时报》报道,中国驻欧盟大使称,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欧双边协定给予了不同寻常的高度关注。这表明了中国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从外部寻求动力和压力的决心。事实上,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与美国积极谈判中美投资协定,但因各种因素受阻。因此,中国并不是因为中美贸易战而临时抱佛脚与欧盟谈投资协定,而是早就有这样的战略选择。犹如20年前的加入WTO一样,从RCEP、CPTPP到中欧投资协定,都是中国为新一轮改革开放而做的努力。

其次,任何国际经济协定的达成都不可能只凭单方面意图就能实现,欧盟认识到,要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战略地位,就需要与中国建立制度性安排,通过引入外部压力促进自身改革,催生增长活力。有经济学家预估,即使在大规模注射疫苗后,G7发达国家经济到2022年也很难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在今后三五年会出现一个增长停滞期。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接近零,期待通过降低利率恢复经济的空间很小,而失业又使消费需求大幅萎缩。同时,欧盟国家为应对疫情大规模投入公共资金,蕴含着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欧盟走向“失去的十年”的风险在上升。欧盟现在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改革来应对后疫情时代增长停滞问题。世界银行和IMF预测,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率可能恢复到8%。这样的展望会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设定形成影响,欧盟亦需要引入中国这个外部动力和压力,来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深化改革并催生活力。此外,欧盟还希望中欧投资协定对美国尽快回归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产生良性压力。

对中国来说,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为贯彻以高质量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通过以外促内和内外联动来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这一战略部署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对欧盟来说,中欧投资协定则是认真思考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大势后做出的战略抉择。因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可以说是双方战略利益交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