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用后者代替前者会让相关讨论和认知误入歧途。“后冷战”时代要避免滑向“新冷战”，不仅仅取决于中美两国，也取决于第三方的认知。

中国希望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应成为中国建构和创新对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正视边界问题给中印关系带来不的确定性，努力寻找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要坚定信心，相信中印发展稳定战略关系的基本诉求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中美关系的未来需要共同塑造，中国的主动性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的走向。

新冠疫情将使成本效益驱动型的上一轮全球化走向终结，并推动社会公平公正驱动型的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始。

此次疫情中，东亚国家政府、媒体和民众相互援助，为构建全球共同抗疫的积极社会和舆论环境树立了榜样。

美国的对华认知和政策意图是在同中国和世界互动的进程中建构的，中国对美主动接触政策符合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需要。

如果世界各国从相互依存带来和平繁荣的良性预期，转向相互攻击对方的脆弱性，那就意味着全球化的彻底变质。

只要中国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加上中国崛起后形成的各种比较优势，美国就无法建立当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式的多边脱钩机制。

中国需要通过强化发展与德国在内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向“非美国世界”展示自身的技术进步而不是威胁。这样做不是联德反美，而是帮助美国认识到单方面制裁和脱钩的想法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