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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共筑龙象共舞的中印关系

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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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印边境发生的冲突引发了国际高度关注。有的国际媒体甚至将此次事件说成是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是中印崛起背景下“龙象之争”的起点。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印双方政府都展示了克制,对事件进行了冷处理。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正视边界问题给中印关系带来不确定性这一现实,并努力寻找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也需坚定信心,相信冷战后中印发展稳定战略关系的基本诉求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首先,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交往少、交往质量不高的情况是造成双方之间产生错误认知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中印高层交往频繁,曾经有过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佳话。然而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印之间几乎所有层面的交往完全停滞。冷战中,中国与即使是公开为敌的苏联、美国都保持了一定的接触。相比之下,不夸张地说,印度是与中国交往最少的大国。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升温迅速,然而双方经济社会层面的交往质量仍然不高。例如每周往返中日之间的直航数量超过1000架次,而中印直航2002年才开通,到目前仍寥寥无几。中印互设总领馆数目仅为三个,中日之间是六个,中澳之间是五个。中国每年出境游已经超过1.5亿人次,而到访印度的中国游客仅有30万。

第二,冷战后中印关系的重启,反映出双方特别是印度方面认识到适应国内外大局变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并且取得很大成绩。印度在冷战中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实际上在外交上自我孤立,在经济上采取封闭政策。冷战结束后,不结盟政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而封闭则让印度国民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印度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让领土争端同发展与中国的其他关系脱钩,以此作为突破口,开启印度的改革开放(印度在很长时间里坚持认为,如果不解决边境问题,中印关系就不能改善)。当年,中国借助与美国建交的契机,创造外部条件,推动内政外交重点从阶级斗争和备战转向和平发展。在这一点上,印度重启与中国关系的逻辑,与当年中美建交有一定程度上的相通之处。1992 -1993年,印度与中国就如何保持边境地区稳定进行谈判。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印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是中印首个处理边界问题文件。

第三,冷战后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证明,双方抓住战略机遇期对内发展、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诉求是相似的,这也是过去30年中印关系整体稳定的基础。中国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高速发展证明,发展中大国崛起必须首先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这些对于同样面临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印度具有启示作用。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捷帕伊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该文件规定从两国关系的政治大局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这实际上是将十年前协定中的以管控为主,提升到了从政治层面解决边界问题的战略高度。从2003年开始,中印高层互动不仅局限于双边,在金砖国家、G20等多边领域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近年来的频繁互访展示了中印高层战略认识的趋同。正如2019年10月中印元首会谈时习近平所指出的,未来几年是中印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也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关键期,我们需要为中印关系把舵定性,为中印关系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携手实现中印两大文明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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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上,中印两国都已经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大国。一方面双方追求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需求让我们对中印关系的整体稳定有信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各自发展势头都不错的情况下,双方的自信都在增加,民众的要求也在增加,而信息传播的高速化使得相互认知的塑造加快,这给中印关系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对于新时代的中印关系,双方首先要有信心,同时也需要有紧迫感和创造性,来共筑龙象共舞的中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