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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全球治理 COVID-19 气候变化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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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后疫情时代与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

202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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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疫情出现前的近两年里,中美关系已经被以贸易战、经济脱钩、高科技竞争、地缘政治对抗为关键词的“新冷战”阴影所笼罩。今年初突如其来的巨大疫情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叠加,似乎进一步为新冷战时代的说法提供了证据。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战后全球政治参与主体不断扩容和参与程度不断深化的重要历史事实。笔者认为,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战后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经历的四次浪潮已经让国际社会具备了一定的避免滑向新冷战的思想基础。

去殖民化运动是全球政治大觉醒的第一波。二战结束前,全球政治参与者实际上仅是极少数工业化成功的西方殖民国家。二战结束后殖民帝国瓦解,大量的原欧洲殖民地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都期待在获得主权独立后尽快实现经济自主,迈向现代化,同时作为新的力量参与全球政治,然而冷战铁幕对这股洪流形成巨大对冲。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再到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构想等,都可以看成是这一波全球政治大觉醒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之间的相互碰撞。但以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高度分裂和对抗为特点的全球冷战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些脆弱的新兴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政治的意愿、动力和能力,不少国家在冷战中不得不选边站,加入到美苏的阵营之中。少数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则采取战略孤立来获得战略自主,还有的国家则因为超级大国武装介入而陷入战火之中,例如越南。

冷战结束是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的第二波。上世纪90年代的冷战结束意味着高度对抗的全球政治格局崩溃。中国、印度等冷战中自我孤立的大国重新开始全面深度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进程,并由此开始获得长足发展。日本、德国等战后所谓“半主权国家”的经济大国也开始思考如何积极参与全球政治。广大中小国家则试图通过地区主义的扩大尽可能拓展战略自主空间,例如东盟和欧盟扩容。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成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加上美国超群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对美国作为冷战胜利者的认知,全球政治似乎又朝着美国“治下的和平”方向发展。可以说,第二波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是在全球政治多元化与美国霸权稳定论的相互碰撞中演进的。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全球政治大觉醒的第三波。以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为契机,全球力量在国家间、国家内和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引发了全球政治参与度的空前深化。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化,随着实力进一步增长,它们要求国际秩序更加反映其利益诉求的全球政治意识进一步觉醒,如金砖国家诞生,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等。而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面对冷战后高速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脆弱性,希望通过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应对的意识进一步坚定,它们参与全球政治格局重组的主动性和动力也被空前激发,例如日本在没有美国参与情况下继续推进TPP,欧盟不顾美国反对而支持2015年伊朗核议等。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民粹主义与全球政治觉醒浪潮相互冲击,成为第三波的显著特点。

2020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很可能引发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的第四波。第一,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不会导致去全球化,为了规避风险相反会进一步使全球化扩展到那些被忽视的国家与地区,例如蒙古。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它们政治意识觉醒的开始。第二,尽管一些国家对多边主义高度怀疑,但世界主要国家对强化多边主义认识的进一步觉醒有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疫情、气候变化等问题已经给经济全球化造成很大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挥领导力。第三,国际组织、社会运动、基金会等跨国行为体的国际合作,带来了超越原有主权国家框架的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此次疫情中,虽然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但美国比尔·盖茨财团仍作为世卫组织第二大出资方与中国进行了积极合作。第四,地方政府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跨国合作可以激发次国家层面全球政治意识的觉醒。4月,纽约州长在其推特上对马云基金会等机构为该州捐赠1000台呼吸机表示了感谢。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各国抗疫最终仍然高度依赖主权国家各自的努力,这说明,在全球危机面前的“本国优先”冲动将与这一波全球政治觉醒持续相互碰撞。

纵观战后全球政治大觉醒的四次浪潮,我们有理由相信后疫情时代不会是兵戎对峙的新冷战,也不会是国际关系碎片化的暗黑时代。尽管国际关系的未来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我们应对人类智慧的积累演进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