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当局以科技、军事、价值观为重点，推进有边界有管控的竞争，国会则快轨审议内容险恶的涉华法案。在审议结束前的有限时间里，中美关系整体氛围不会明显好转，相反还可能因具体事件而持续螺旋下滑。

多边主义的公平与效率、同质与异质的矛盾将始终存在，而解决这两组矛盾只有在主导国家和崛起国家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中方正式冻结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忍无可忍而不得不做的反应，更是澳大利亚“自我实现的预言”。

北京大学教授王辑思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认为，阿拉斯加对话给中美关系现状提出了新的问题。强硬的措辞、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话结束后联合声明的缺失，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外交风格。但对于两国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是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还是集中力量应对贫困、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太平洋对话”主持人周柳建成邀请两位教授就此展开辩论，并请他们回答了有关“太平洋共同体”倡议的问题。

就参与国际组织来说，大国的目标并不十分清晰。中美两国是会争夺影响力，还是能够培养合作的机会？只有后者才有助于推进健康的全球治理模式。

拜登政府把当今的地缘政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其风险是既会让美国的对手更强大，也会削弱美国的盟友。这种“我们对抗他们”的做法将使我们无法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

两国工商界有责任更多地站出来发声，为促进中美沟通发挥作用。大国基于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险的，工商界有责任为建立保障两国经贸稳定合作的法律基础多做贡献。

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另一种声音体现了更为精密的设计，有可能在对华战略评估中产生影响。它同时说明美国在对华强硬过程中是有成本下线的。

近年来，日本保持平衡的做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为安抚强大的邻国中国和长期的盟友兼保护国美国，东京微妙的平衡变得日渐难以维持。

多边主义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多边主义不应是实现独家目标的手段。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中欧通力合作将是多边主义的胜利。

中美俄关系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不同，这不仅基于各自国情的差别，更取决于当局的方针政策和政治意愿。美俄关系不取决于中国因素，中美关系也不取决于俄罗斯因素。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这两个大国能否在其他领域激烈竞争的同时，共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

要制止中日关系“战略漂移”，坚守四个政治文件是关键，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明确和巩固三个共同认知基础。

美国等域外国家围绕牛轭礁事件的言行，折射出拜登政府干预南海事务的一些新路数。

通过坚持强调民主价值观和联盟的立场，拜登政府使其对华政策明朗化。与上届政府不同的是，拜登已经认识到必须通过国内投资来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