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没有领土争端，双方也没有美苏时代的意识形态极端对立，因此，避免单纯用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零和竞争来定义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外交领域，尤其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的表现不仅平庸，甚至还继续充斥着要升级与对抗的风险。

中伊合作协议本身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由于中伊两国在目前国际环境以及对美外交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协议本身在客观上产生了提振伊朗对美外交博弈的信心，也增强了中国在对美外交中的砝码。

美国一直谋求建立一个完全由它主导的“单极世界”，即所谓“新世界秩序”，它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是连贯的、循序渐进的。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更聚焦，且更具意识形态色彩。它将捍卫美国实力基础、促进有利的国际权力分配、维持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作为核心国家利益，做法是实行“有边界的国际主义”，保持与世界接触并适当收缩战略目标，同时鼓励盟友与伙伴分担责任。

近年，欧洲内部要求推进对华“利益外交”和“道德外交”的诉求都在上升，这种两头兼顾的方式使欧洲面临越来越大的局限性。

由于过度护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强势国家加剧了全球秩序的失衡。中俄“桂林会晤”是制衡全球秩序失衡的必然反映。

中美如何平等打交道，如何竞争性合作，是21世纪的历史性课题。两国政治家正在不断调试，其间出现分歧争吵不可避免，但相信双方最终会达成“新型中美关系”的共识。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过渡期。两国关系不会是特朗普时期的延续，但也不会回到奥巴马时代。经过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将进入竞争性共存的新时期。

与两党温和派的希望相反，布林肯的对华愿景建立在特朗普-蓬佩奥的单极基础之上，让美国的企业和民众付出代价。半导体业崩溃只是未来的前奏。

安克雷奇会晤未能有效弥合众多议题上的分歧，但这种努力至少有助于厘清双方在什么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需要严加管控，在什么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可以存异求同。未来即使中美能够避免以“恶性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之间的竞争仍将是宽领域、多层次的。

现在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一个平台期，未来的中美关系会再度下滑，还是能在平台期稳定下来，进而上升和发展，关键是两国能否在同一个国际秩序框架内解决彼此合理关切，实现和平共存。

理解中国共产党是重建中美政治互信的关键。美国应理解重塑共产党观，并籍此重塑中国观。

美日澳印领导人峰会向传递外界的信号，是拜登政府将坚定兑现联合印太盟友和伙伴对付中国的承诺。但美国搞排他性小集团，分裂而不是团结亚洲国家，将人为制造地区对抗，危害地区稳定。

安克雷奇会晤出现的激烈外交交锋正是中美关系当前所处困难局面和复杂性的充分展现。我们仍然需要以一种审慎和务实的态度看待此次会晤，看待充满诸多复杂性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