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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的大国战略

202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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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40年的冷战中,美国制定的大战略主要是着眼于遏制苏联的力量。但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的这一目标不复存在。2001年9月11日恐袭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政府试图用它口中的“全球反恐战争”战略来填补空白,但其政策导向含糊不清,导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等非重要地区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2017年之后,美国重拾“大国竞争”,而这一次的目标是中国。

大国竞争作为美国的大战略,好处是可以聚焦美国在安全、经济和价值观方面面临的主要威胁。尽管恐怖主义持续存在,美国必须认真对待,但它所构成的威胁还是比不上敌对的大国。恐怖主义就像柔道,弱势一方是靠着借力打力来对付更强大的对手。“911”袭击杀死了2600多名美国人,美国用“无尽的战争”回击,却付出更多生命代价,以及数万亿美元。尽管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政府试图将重心转向亚洲这一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全球反恐战争的遗留问题仍使美国陷在中东的泥潭中。

大国竞争战略有助于美国调整重心,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会因此抱团。俄罗斯是衰落的大国,而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美国必须意识到俄罗斯威胁的独特性。就好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世界可悲地发现,一个衰落的大国(奥匈帝国)有时反倒是冲突中最愿意铤而走险的。今天,俄罗斯的人口和经济都在衰落,但它仍保留了大量资源,可以在核军控、网络冲突、中东问题等一干事务上充当破坏者。为此,美国需要的对俄战略就是不要把这个国家推向中国的怀抱。

其次,大国对抗这一概念不足以让我们警惕当前面临的新型威胁。1914年和1945年以来,国家安全及全球政治议程已经发生改变,而目前美国的战略对生态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威胁是估计不足的。全球气候变化将让我们付出数万亿美元代价,并且有可能造成战争规模的破坏;迄今为止,新冠疫情杀死的美国人已经超过1945年以来美国在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然而,美国眼下的战略却让五角大楼的预算是美国疾控中心的100多倍,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25倍。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和其他经济学家日前呼吁建立一个每年100亿美元的“全球健康威胁基金”,这“与各国政府在新冠危机期间花费的10万亿美元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同时,美国的决策者们正在讨论如何对付中国。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称当前的局势为“新冷战”,但是,将中国硬塞入这种意识形态框架的做法歪曲了美国面临的真正战略挑战。当初美苏两国几乎没有双边的商业或社会交往,而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的贸易量却十分巨大,它们还允许数十万中国学生在本国大学里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斯大林,中国的体制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市场-列宁主义”,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基础是专制政党精英领导下的公私企业混合经营。

而且,中国目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可以让诸如华为这样的安全风险与自己的5G电信网络脱钩,但试图减少所有对华贸易代价太高了。就算可以打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我们也无法打破生态上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遵循的是生物和物理法则,而不是政治法则。

美国是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或流行病的,它需要意识到,自己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某些形式的权力。要解决这些全球问题,美国一方面要同中国海军竞争以捍卫南海航行的自由,一方面也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假如中国把这些问题绑在一起,拒绝合作,那么受伤害的会是它自己。

上佳的大国竞争战略需要仔仔细细地做整体评估。低估会滋生自满,高估则会制造恐惧,两者都有可能导致误判。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GDP(按市场汇率计)或许将在2030年代超过美国。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不及美国的1/4,而且它还面临着一系列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慢,其劳动力规模在2011年已经见顶,它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盟友。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协调政策,它们依然会是全球经济中最大的一部分,它们将有能力建立一个塑造中国行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个联盟才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核心。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要彻底战胜生死存亡的威胁,而是要进行“有管控的战略竞争”。这就要求美国及其盟友避免妖魔化中国,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合作式竞争”,兼顾这一表述的两面。如此,我们才可以成功应对,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上世纪的大国竞争。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merica’s New Great-Power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