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国家经常成为超级大国的冲突之所，但在全球舞台上，它们又一次次被更大的地区强国遮蔽。在与东盟成员国打交道时，如果不是局势骤然紧张，美国领导层将很难在那里找到热情的盟友。

正如最近的G7和北约峰会所表明的，安抚美中两国的努力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大国在崛起进程中“挨骂”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挨骂”的背后还隐含着西方人为制造“敌我认同”和“善恶认知”的冷战逻辑。在减少外部世界的错误认知方面，中国仍有不少主动作为的空间。

美中领导人需要接受两个基本现实：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巨大威望，中共权力根基不可动摇；二是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行为体。中国可能会继续抵制那些推行政治体制变革的呼吁，但中国应遵守（或适应）那些从长远来看有益于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国际规则。美国则应对捍卫现有秩序的可能后果进行反思，顾及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同华盛顿共享价值观的伙伴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远航印太表明英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英国既想加深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又要干涉中国内政，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想法可谓一厢情愿。

中美印三角关系需要放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和博弈加剧、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美印战略目标的契合催生了相互利用的准结盟关系。

中国和美国都对对方抱有错误幻想，这些幻想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面对公众敌意的日益增加，两国政府必须努力相互理解，找到合作的方法。

北极国家在区域安全问题上龃龉不断，是美国利用各方关切和矛盾强化自身主导地位的结果。

斯蒂芬·罗奇作为国际知名人士，曾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每一项统计数据背后都有一个人和一段故事，在2021年5月7日接受“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采访时，他谈到当前的挑战，包括全球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所必需具备的理念。

安克雷奇会晤之后，贸易争端在新闻头条上退居次要地位。但受中美持续不断分歧影响的各界仍心怀忧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大使以其广泛的商业和外交经历，于2021年5月6日与“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进行了对话。

竞争和对抗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无法寄望于个别领域的合作能对冲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因素。“竞争-合作-对抗”框架不仅导致中方认为拜登对华政策“过于消极”，客观上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美国行政当局以科技、军事、价值观为重点，推进有边界有管控的竞争，国会则快轨审议内容险恶的涉华法案。在审议结束前的有限时间里，中美关系整体氛围不会明显好转，相反还可能因具体事件而持续螺旋下滑。

多边主义的公平与效率、同质与异质的矛盾将始终存在，而解决这两组矛盾只有在主导国家和崛起国家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中方正式冻结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忍无可忍而不得不做的反应，更是澳大利亚“自我实现的预言”。

北京大学教授王辑思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认为，阿拉斯加对话给中美关系现状提出了新的问题。强硬的措辞、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话结束后联合声明的缺失，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外交风格。但对于两国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是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还是集中力量应对贫困、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太平洋对话”主持人周柳建成邀请两位教授就此展开辩论，并请他们回答了有关“太平洋共同体”倡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