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大战略的重点是遏制苏联的力量。如今，中国的崛起也需要美国和盟国制定一项战略，但不是寻求彻底战胜生存威胁，而是有管控地竞争，在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中既合作，又竞争。

如果战略竞争的双方不计成本地将现有资源甚至预期收益都用于竞争，为取得优势宁肯牺牲己方的经济利益，牺牲己方的社会发展潜力，阻断其他无辜国家的发展机会，那就超出了战略竞争的底线。

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美方提出的“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以及天津会谈本身已经表明，双方正在努力“管控竞争”。

G7试图抢抓后疫全球议程的主导权，但是它们无法主导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不仅不应该拒绝，而且可以作为负责任的一方积极加入到全球议程中去，共同推进那些有益于世界的重要事项。

尽管阿富汗塔利班军事行动取得显著胜利，但其对中亚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有限。

坎贝尔的言论表明美国当前阶段将延续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随着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操弄台湾问题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必要手段。但鉴于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台政策的工具日益丰富多元，美国打“台湾牌”的政策成本也会不断增大。

对美国来说，“四边安全机制”是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最有效抓手，而东盟看重的协调、相互制衡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与美国的需求相去甚远。

中俄关系不会走向军事同盟，也不会走向分裂，这种关系的核心，是冷战后双方长期战略互动结成的认知共同体。

虽然面对美国或明或暗的压力，但东盟国家纷纷表态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后疫情”时期人类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国家交往、全球流通、边境管理、经贸依存的模式都会相应发生改变，已占得先机的中国不能被动于后手，需要警惕并打破“赢者的诅咒”。

从系列峰会可以看出，美欧三位一体的对华政策各有侧重，美国以竞争和对抗作为对华政策的主基调，而欧盟则强调对华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

美国以制度对抗为驱动搞“民主联盟”，实际上是想用模块化联盟方式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同中国进行制度对抗不符合美国盟友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诉求。

俄罗斯希望在中美之间游走，实现利益最大化。美国能做到的只是争取稳住俄罗斯，防止其坏了美国对华遏制的“大计”。

“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被认为是旨在抗衡“一带一路”合作的重大战略举措。美国等国应真心实意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困难，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角力场”。

美俄峰会对改善两国关系有积极意义，但将给中国带来一些压力，美国一定会把手中的战略资源转移到对华政策上，激化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为此，中美需要创造更多的沟通渠道，努力寻求竞争关系下的“暖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