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主导单极世界秩序的时代，“绝对国家安全”对它来说或许是合理的。但在当今世界，企图“遏制和对抗”拥有不同价值观或不同制度的国家，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达成接纳它们的新的全球契约，则会引发冲突。

中美经贸对话的重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关系回暖，反而是美国既不想完全放弃对华经济利益，更要腾出手来强化对华战略制衡的策略选择。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将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

鉴于周边环境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二元结构的现实性，中国周边外交需展现亲和力、包容性、开放性、和平性及塑造力。客观认识美国因素与中国因素的作用，对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尤为重要。

至少从2013年开始，美俄两国就处于某种“交战状态”。

中美关系互动仍处于不对称状态。内政问题成为美国反对中国的“新边疆”。目前美方仍没有诚意与中国解决双边关系中的真正问题，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还在犹豫彷徨中。

拜登时代的跨大西洋关系较特朗普时代大为改善，欧盟亦主动在重要议程上谋求与美国协调政策。但欧洲清楚“美国优先”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为此欧洲将从增强自身实力出发，在中美竞争背景下探索一条既能稳定跨大西洋关系又能谋求战略自主的道路。

拜登执政开局总体平稳并有所建树，在外交布局中，中国因素成为其政策推进的重要牵引力。但美国政治社会中的深层矛盾将极大制约拜登任内的施政成效。

美台若不断挑战中国大陆民众的耐心，挑战中国政府的宣示和尊严，必然招致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和变化。

东盟国家经常成为超级大国的冲突之所，但在全球舞台上，它们又一次次被更大的地区强国遮蔽。在与东盟成员国打交道时，如果不是局势骤然紧张，美国领导层将很难在那里找到热情的盟友。

正如最近的G7和北约峰会所表明的，安抚美中两国的努力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大国在崛起进程中“挨骂”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挨骂”的背后还隐含着西方人为制造“敌我认同”和“善恶认知”的冷战逻辑。在减少外部世界的错误认知方面，中国仍有不少主动作为的空间。

美中领导人需要接受两个基本现实：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巨大威望，中共权力根基不可动摇；二是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行为体。中国可能会继续抵制那些推行政治体制变革的呼吁，但中国应遵守（或适应）那些从长远来看有益于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国际规则。美国则应对捍卫现有秩序的可能后果进行反思，顾及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同华盛顿共享价值观的伙伴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远航印太表明英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英国既想加深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又要干涉中国内政，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想法可谓一厢情愿。

中美印三角关系需要放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和博弈加剧、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美印战略目标的契合催生了相互利用的准结盟关系。

中国和美国都对对方抱有错误幻想，这些幻想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面对公众敌意的日益增加，两国政府必须努力相互理解，找到合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