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9日结束对华访问。这是美国国务卿近5年首次访华，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中美“再接触”的一个缩影。

虽然欧陆德国、印太日本等与美国战略关系显著提升，但英国与美国的关系仍堪称“特殊”。英国脱欧是促使英国“投靠”美国的关键。

中美在战略问题上的矛盾，某种程度上来源于过度依赖单薄有限的官方立场宣示。美国国内的无望感和悲观情绪并非建立于对中国立场的深入了解，而是没有找到开展有效对话的正确方式。

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表演迎合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需要，二者沆瀣一气，成为台海局势一大乱源。

峰会公报既折射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集团正日益精细化对华竞争的策略手段，也体现出部分理性思维在对华竞争中的短暂回归。“短期缓和、长期竞争”可能是下一阶段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走向。

就算大国合作时代已经终结，高质量的沟通也是大国博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方的据傲不收敛、不改变，注定了中美之间即使有沟通，中方也无法采信于美国。

美韩强化延伸核威慑以及美韩同盟范围的地区化趋势，本质上都是北约安全思维开始在本地区扩散的表现。对中国来说，这将是改变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现状的行为，会导致本地区安全秩序进一步失衡。

中美在重大战略问题认知上似有相向而行的态势。两国用实际行动来兑现政策承诺，是止损战略互疑、培育基本互信的关键一步。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会晤进一步明确“中美将持续利用这一战略沟通渠道”，从而为之后的中美关系管控创造了条件。

此次美韩首脑会面是在半岛紧张局势日益严峻和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进行的，其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韩国的方向，也将对中韩关系、中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产生相当的影响。

欧洲对美国不满，因而滋生自主动力，但很快又选择以美国逻辑说服自己，进而走上主动战略追随之路。

拜登用同盟关系绑架盟国、损害欧洲利益的做法，促使欧洲对跨大西洋同盟关系进行反思。但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没有搞意识形态竞争、对抗的动机，有的只是在面对美国全方位极限施压之下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应变之举。所谓对华意识形态竞争根本就是美国人为建构的一种情境。

中美尽早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并同时开启关系缓和的进程是可能的，值得双方为之努力。

美国国会正日益成为中美竞争的“操盘手”，但经济问题政治化，加之国会议员缺乏专业经济技术官员的经验，其政策在实际运行中对美国企业难言真正有益，也令本已脆弱的中美经贸关系再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