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大国合作时代已经终结，高质量的沟通也是大国博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方的据傲不收敛、不改变，注定了中美之间即使有沟通，中方也无法采信于美国。

美韩强化延伸核威慑以及美韩同盟范围的地区化趋势，本质上都是北约安全思维开始在本地区扩散的表现。对中国来说，这将是改变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现状的行为，会导致本地区安全秩序进一步失衡。

中美在重大战略问题认知上似有相向而行的态势。两国用实际行动来兑现政策承诺，是止损战略互疑、培育基本互信的关键一步。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会晤进一步明确“中美将持续利用这一战略沟通渠道”，从而为之后的中美关系管控创造了条件。

此次美韩首脑会面是在半岛紧张局势日益严峻和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进行的，其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韩国的方向，也将对中韩关系、中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产生相当的影响。

欧洲对美国不满，因而滋生自主动力，但很快又选择以美国逻辑说服自己，进而走上主动战略追随之路。

拜登用同盟关系绑架盟国、损害欧洲利益的做法，促使欧洲对跨大西洋同盟关系进行反思。但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没有搞意识形态竞争、对抗的动机，有的只是在面对美国全方位极限施压之下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应变之举。所谓对华意识形态竞争根本就是美国人为建构的一种情境。

中美尽早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并同时开启关系缓和的进程是可能的，值得双方为之努力。

美国国会正日益成为中美竞争的“操盘手”，但经济问题政治化，加之国会议员缺乏专业经济技术官员的经验，其政策在实际运行中对美国企业难言真正有益，也令本已脆弱的中美经贸关系再承压。

美国试图以打压对手来解决其“不安全感”，反倒是制造了更多矛盾、催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来源，也使得解决全球性威胁的国际合作受阻，战略目标与手段的错位可谓相当离谱。

3月13日，中国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谈到了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以及“脱钩”论对相互依存的中美关系将构成巨大伤害。

走出疫情的中国今年将重启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美国的逆全球化举措既难撼动中国经济，也难破坏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

中国对美国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依赖性，而美国对中国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但美国实施“供应链遏华”战略并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几乎不可能实现。

美国“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中国发展战略与进程的功能，但其定位存在严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