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待美国自身危机的态度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中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两国需努力从各自繁重的内政议程中寻求内政契合点，以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美国频频在金融领域动用泛政治化的“行政令”对华发难，然而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开放来应对这种金融封锁或金融“脱钩”，实现“再挂钩”。

意识形态是冷战时期的武器，丝毫不能帮助我们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

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冲突，很难取得重大实质性改善，但两个大国也不得不寻求合作之道。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共处，也是为了给竞争划线。

特朗普政府四处点火，其中最激烈的莫过于他对中国的仇视。现在，乔·拜登有一大堆麻烦要解决，但本着常识进行谈判，这艘船可能会比预期更快地驶向正途。

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表示，在对即有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全面评估，并与亚洲和欧洲的盟友进行协商之前，他不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但不必进行全面评估，也应知道该协议是行不通的。

中美科技竞争宿命论有可能让中美科技冷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由于存在某些变量，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科技竞争也许能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变。

冲击国会事件反映出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美国中下阶层对被边缘化的不满。在新科技革命的门前，中美面临的是相同的考卷，谁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理模式并推动新技术的发展，谁就将赢得大国竞争的话语权。

美国战略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成功崛起，美国是否需要以及应该怎样主动进行调适。

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地方和地方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一届政府可以通过主动接触和授权来获取积极的成果。

在这一集“太平洋对话”中，周柳建成（11月30日）采访了南京大学的朱峰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罗斯教授。他向两位嘉宾提出一系列问题，探讨了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这种关系在拜登政府治下的可能情形。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在对华贸易战中蒙受了决定性损失。眼下，符合两国利益的做法是尽快恢复贸易投资合作，携手应对新冠疫情威胁，并落实巴黎气候协定。

如果到本世纪中叶，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能实现零排放，那么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采取建设性的而非残酷竞争的战略，可以使两个国家更快地达到这一目标。

迅速恢复高层对话对中美关系今后几年的发展具有开局引领作用，其间既要有只争朝夕的效率意识，也要有确保对话质量的战略定力。

在整个美国奉行对华示强的总基调下，为维持在南海地区的存在及高压态势，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及策略可能成为拜登南海政策的选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