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动荡妨碍着疫情的结束。毫无疑问，如果两国携手合作，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将指日可待。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正在具备前所未有的塑造力，这种塑造力需要善加利用。面对拜登政府的重审和迟疑，中国可以用自己的“耐心”回应对方的“耐心”，共同酝酿中美关系的合理回调。

美国政府换届后的中美元首首次通话释放了积极信号，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方向指引。

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不但没有阻断中国发展的势头，还降低了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是一份损人又害已的“负资产”。

拜登政府对待美国自身危机的态度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中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两国需努力从各自繁重的内政议程中寻求内政契合点，以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美国频频在金融领域动用泛政治化的“行政令”对华发难，然而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开放来应对这种金融封锁或金融“脱钩”，实现“再挂钩”。

意识形态是冷战时期的武器，丝毫不能帮助我们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

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冲突，很难取得重大实质性改善，但两个大国也不得不寻求合作之道。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共处，也是为了给竞争划线。

特朗普政府四处点火，其中最激烈的莫过于他对中国的仇视。现在，乔·拜登有一大堆麻烦要解决，但本着常识进行谈判，这艘船可能会比预期更快地驶向正途。

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表示，在对即有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全面评估，并与亚洲和欧洲的盟友进行协商之前，他不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但不必进行全面评估，也应知道该协议是行不通的。

中美科技竞争宿命论有可能让中美科技冷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由于存在某些变量，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科技竞争也许能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变。

冲击国会事件反映出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美国中下阶层对被边缘化的不满。在新科技革命的门前，中美面临的是相同的考卷，谁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理模式并推动新技术的发展，谁就将赢得大国竞争的话语权。

美国战略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成功崛起，美国是否需要以及应该怎样主动进行调适。

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地方和地方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一届政府可以通过主动接触和授权来获取积极的成果。

在这一集“太平洋对话”中，周柳建成（11月30日）采访了南京大学的朱峰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罗斯教授。他向两位嘉宾提出一系列问题，探讨了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这种关系在拜登政府治下的可能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