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变得更繁荣了，但财富越多社会责任也越大。美国和中国必须开始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不是互相争吵。

安克雷奇会晤未能有效弥合众多议题上的分歧，但这种努力至少有助于厘清双方在什么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需要严加管控，在什么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可以存异求同。未来即使中美能够避免以“恶性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双方之间的竞争仍将是宽领域、多层次的。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过渡期。两国关系不会是特朗普时期的延续，但也不会回到奥巴马时代。经过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将进入竞争性共存的新时期。

现在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一个平台期，未来的中美关系会再度下滑，还是能在平台期稳定下来，进而上升和发展，关键是两国能否在同一个国际秩序框架内解决彼此合理关切，实现和平共存。

与两党温和派的希望相反，布林肯的对华愿景建立在特朗普-蓬佩奥的单极基础之上，让美国的企业和民众付出代价。半导体业崩溃只是未来的前奏。

早就应该全面重新评估华盛顿在东海和南海争端中的立场了。隐晦的义务和战略模糊只会增加各方所面临的风险。

理解中国共产党是重建中美政治互信的关键。美国应理解重塑共产党观，并籍此重塑中国观。

安克雷奇会晤出现的激烈外交交锋正是中美关系当前所处困难局面和复杂性的充分展现。我们仍然需要以一种审慎和务实的态度看待此次会晤，看待充满诸多复杂性的中美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提升、综合国力增强以及国际影响力扩大，“两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笔者就国际社会较为关注的三个议题分享个人观点。

国际关系民主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远景并不是没有管理的无序的民主化，而是一种不仅中美之间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也对中美两个大国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管理的新型大国关系。

修昔底德把最终撕裂古希腊世界的战争归因于两点：雅典势力的崛起，以及守成势力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为了防止新的冷战或热战，美国和中国必须避免过度恐惧和误判变化中的大国关系。

“过度安全化”令美国作茧自缚，既加害中国，也自损其身。

特朗普应对中国影响力的强硬立场，使热门应用TikTok和微信在他任期最后一年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而他的前任也有在美国阻挠中国科技公司的历史。

特朗普虽然离开了白宫，美国对华外交却未必能回归理性的轨道。

讲到中美两国之间“重塑政治互信”，我想到了一份我与美国同僚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2012年合作撰写的报告，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我们提出通过加强两国间的沟通和互相理解来减少战略互疑。如今，九年过去了，遗憾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