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戴琦为美国最高经济谈判代表也许预示了美国对华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但戴琦的举动尚未透露出明确的前进步骤。

“新疆人权”与西藏、香港、台湾、南海等议题一样，是美国用于攻击中国的政治武器。

竞争和对抗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无法寄望于个别领域的合作能对冲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因素。“竞争-合作-对抗”框架不仅导致中方认为拜登对华政策“过于消极”，客观上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斯蒂芬·罗奇作为国际知名人士，曾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每一项统计数据背后都有一个人和一段故事，在2021年5月7日接受“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采访时，他谈到当前的挑战，包括全球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所必需具备的理念。

安克雷奇会晤之后，贸易争端在新闻头条上退居次要地位。但受中美持续不断分歧影响的各界仍心怀忧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大使以其广泛的商业和外交经历，于2021年5月6日与“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进行了对话。

美国行政当局以科技、军事、价值观为重点，推进有边界有管控的竞争，国会则快轨审议内容险恶的涉华法案。在审议结束前的有限时间里，中美关系整体氛围不会明显好转，相反还可能因具体事件而持续螺旋下滑。

中美气候合作承载了大量政治期待，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如果两国能够经由气候合作总结新经验，进而对其他领域产生示范效应，这一合作就有望产生更大政治意义。

恢复克制和信任，应是中美两国风险管控的共同目标。

多边主义的公平与效率、同质与异质的矛盾将始终存在，而解决这两组矛盾只有在主导国家和崛起国家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北京大学教授王辑思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认为，阿拉斯加对话给中美关系现状提出了新的问题。强硬的措辞、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话结束后联合声明的缺失，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外交风格。但对于两国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是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还是集中力量应对贫困、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太平洋对话”主持人周柳建成邀请两位教授就此展开辩论，并请他们回答了有关“太平洋共同体”倡议的问题。

就参与国际组织来说，大国的目标并不十分清晰。中美两国是会争夺影响力，还是能够培养合作的机会？只有后者才有助于推进健康的全球治理模式。

两国工商界有责任更多地站出来发声，为促进中美沟通发挥作用。大国基于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险的，工商界有责任为建立保障两国经贸稳定合作的法律基础多做贡献。

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另一种声音体现了更为精密的设计，有可能在对华战略评估中产生影响。它同时说明美国在对华强硬过程中是有成本下线的。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这两个大国能否在其他领域激烈竞争的同时，共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

西方有关新疆和其他中国热点问题的公开言论一旦偏离主流政治观点，往往会遭到嘲笑。我们有可能挑战主流媒体的叙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