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的公平与效率、同质与异质的矛盾将始终存在，而解决这两组矛盾只有在主导国家和崛起国家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北京大学教授王辑思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大卫·兰普顿认为，阿拉斯加对话给中美关系现状提出了新的问题。强硬的措辞、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话结束后联合声明的缺失，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外交风格。但对于两国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是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还是集中力量应对贫困、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太平洋对话”主持人周柳建成邀请两位教授就此展开辩论，并请他们回答了有关“太平洋共同体”倡议的问题。

就参与国际组织来说，大国的目标并不十分清晰。中美两国是会争夺影响力，还是能够培养合作的机会？只有后者才有助于推进健康的全球治理模式。

两国工商界有责任更多地站出来发声，为促进中美沟通发挥作用。大国基于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险的，工商界有责任为建立保障两国经贸稳定合作的法律基础多做贡献。

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另一种声音体现了更为精密的设计，有可能在对华战略评估中产生影响。它同时说明美国在对华强硬过程中是有成本下线的。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这两个大国能否在其他领域激烈竞争的同时，共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

西方有关新疆和其他中国热点问题的公开言论一旦偏离主流政治观点，往往会遭到嘲笑。我们有可能挑战主流媒体的叙事吗？

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表明美国两党在台湾问题上具有较多共识，也反映其在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台湾问题的战略意涵出现了新变化。

通过坚持强调民主价值观和联盟的立场，拜登政府使其对华政策明朗化。与上届政府不同的是，拜登已经认识到必须通过国内投资来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

中美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既是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路径，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战”的有效工具。当竞争性、对抗性突出的时候，谋划合作的主动性不应丧失。

中国对美外交的原则与立场始终如一，即推动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模式。未来中美关系是迈进到合作性共处，还是恶化到敌对性共处，关键变量在于美国对华战略判断与政策选择。

我很荣幸今天能与大家一起纪念我们的朋友傅高义教授。在我之前访问哈佛以及傅高义教授来访中国时，我们曾多次见面，与他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傅高义教授的一生令人敬仰。在他所表现出的众多优秀品质中，有三点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傅高义先生的突然离世，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前他一直在与王缉思教授联系，希望中美两国的学者，能够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呼吁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为此他还起草了一份倡议书。这是他留下的一份遗愿，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份作业。

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及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组织今天的活动。感谢袁院长真挚的演讲，我想您比我认识傅高义教授的时间要长得多。您所讲述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对傅高义先生最想念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他温暖的笑容。他向来都是发自内心地微笑，您可以在他的眼中看到他的笑容。时至今日，他的笑容仍然不时在我眼前浮现。

我谨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组织了本次活动。我也要特别感谢各位演讲者分享对我父亲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