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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美国大选 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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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复原能力，解决不平等问题

2021-06-08

周柳建成：

您是全球经济方面的专家，写过许多书，包括您在2014年写的《失衡：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您认为是什么情况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平衡？

斯蒂芬·罗奇：

那本书以一个很棒的问题收尾。我表示，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别是美中之间，并不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关系。风险在于，其中一方会按照自己的路径走，而这会导致落后的一方做出被动反应。随着中国重新平衡，美国有些落在后面了，作为受到鄙视的伙伴，美国进行了回击。过去四年，我们目睹了一场极具破坏力的贸易战，不幸的是，在拜登执政头几个月里，这场贸易战似乎还在继续。

周柳建成：

您最近的文章提到两件事，一是安克雷奇高层会晤，还有就是不能忘了一直存在的贸易逆差。您会建议华盛顿和北京怎么做呢？

斯蒂芬·罗奇：

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拜登政府都陷入了美国当前两党一致的反华情绪，这使它的政治战略更难摆脱眼下的冲突。然而，这却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做的，就是要以坚定、有时甚至是勇敢的立场，顶住两党支持的这股浪潮。我想敦促冲突中的两个国家做三件事：第一，结束贸易战，降低关税，取消所谓的“第一阶段”采购要求，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切实际的战略。第二，寻找共同利益领域，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政策，在这些领域可以重建信任。第三，不要回避棘手的结构性问题，如创新、实力政策、技术转让、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要用一个更加系统化的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经开始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周柳建成：

双方有足够的能力、意愿和宽容心朝你提出的这个方向前行吗？

斯蒂芬·罗奇：

能力？有。意愿和宽容心，却是这场冲突中最难的两点。且不论对错，中国现在很难原谅对其目标提出质疑的人，特别在经历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的所谓“百年屈辱”之后。而美国也觉得很受伤，因为它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同时还承受着贸易逆差。它往往把责任推给别人，30年前对日本是这样，今天对中国也是这样。但美国贸易问题是多边的，2020年它对96个国家有逆差，美国无法靠对任何一个国家采取双边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30年前的日本。

周柳建成：

我们可否回到安克雷奇？因为这与您近来对双方言论和紧张局势升级的深切担忧有关。您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双方都有人——不止美国人，也有中国人——呼吁脱钩。这种脱钩威胁有多少现实成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想成是，一方要套上他们的马车，与另一方分道扬镳？

斯蒂芬·罗奇：

脱钩是一个很难摸透的概念，但也有一些可见的现象，当然是从美国方面，它正在努力减少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依赖，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对华为及其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众多供应商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一种观点认为，当然未经证实，认为无论现在还是以5G技术为主的将来，华为都对美国电信平台的完整性构成严重的存亡威胁。这种意图无从证实，但对美国和它的安全机构来说，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要合理化或要进行解释是以后的事。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供应链不仅对连接美国和中国至关重要，对美中两国连接全世界众多其他国家也至关重要。构建当前全球化供应链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将它们拆解或使之脱钩，其结果会让人痛苦不堪。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在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之前，要先判断沿着脱钩这条路走到底的理由是否成立。

周柳建成：

当然，全球问题比中美两国问题更大更深。环顾世界，许多经济事务的先后顺序已被重新调整，特别是过去一年，因为出现了疫情。这一系列行动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持久影响？

斯蒂芬·罗奇：

仅就疫情来说吗？

周柳建成：

是就疫情来说，也包括导致这一结果的行动，以及您认为接下来全球情况会是怎样的。

斯蒂芬·罗奇：

疫情暴发前，世界经济其实已经相当脆弱。根据IMF的数据，2019年全球GDP增长已经放缓到大约2.9%。记得疫情暴发前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说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认为的全球经济衰退门槛——世界经济增速只有2.5%。我写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新冠疫情就要来了，但我警告说，鉴于2019年的增速如此之慢，只要有一场冲击，就会轻而易举地让全世界陷入衰退。这种事还就发生了。虽然世界现在似乎开始复苏，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无视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的潜在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在全世界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经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全球经济衰退，认为我们可以自诩这个世界已经更强大更有复原力，那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看到了我认为不可持续的巨量资金注入，这是一场超低利率水平下的货币财政刺激，它不是后疫情时代管理世界的良方。

周柳建成：

您会要求我们如何进行准备呢，特别是那些受疫情不平等冲击的世界最脆弱群体？

斯蒂芬·罗奇：

这是个好问题，我自己也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危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优选项和价值观，这些优选项和价值观塑造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手段，塑造了各种制度应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难题的方式。你刚才使用“不平等”一词，它在新冠危机的后果中非常明显，我们甚至现在就可以谈后果了。在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目前还完全不是谈后果的时候，但疫情肯定已经给最没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造成巨大破坏。主要央行和财政当局实施的政策，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好处超过给实体经济的好处。我们常常说起股市强劲反弹带来的财富效应。想想什么是财富效应，那是为了帮助富人，而不是穷人。所以，从健康、政治紧张和经济回报的角度看，这是不平等的复苏，这种不平等与日俱增、广泛存在、令人担忧。我认为，疫情后的世界必须彻底解决这个不平等问题。

周柳建成：

最后，我想问罗奇先生，对于塑造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且不管这个时刻何时到来，中国和美国可以做什么？这两个国家对世界命运的影响非常大，而就在六年前，乔·拜登、巴拉克·奥巴马、习近平和潘基文在巴黎协议的制定和执行上还合作得很好。在2021年和将来的时间里，气候变化能再次改变游戏规则吗？

斯蒂芬·罗奇：

我认为，气候和全球健康是中美有着共同利益的两个领域，可以为重建信任发挥关键作用，这种信任已经被这场破坏性的贸易战毁掉了。信任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如果两个国家能携手抗击生存威胁，它们就能够更好地处理一些棘手的贸易和结构性问题。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中美两国都对气候变化、排放达峰和零碳目标做出了认真的承诺。只要我们在这方面继续推进可执行的协议和进程，那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发展。我希望同样取得进展的，还有全球的卫生政策，要缓解疫苗民族主义带来的破坏性紧张，因为在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国家远不如发达国家安全。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有科学家在做这件事。你之前问，我们是否有做这件事的意愿，这会成为后疫情时代的终极考验。

周柳建成：

最后我想回到您的角色，很多人都记得您，曾经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长期担任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有远大的抱负。很多人始终对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热门话题感兴趣。凭您的工作经验来预卜的话，您认为25到50年后中美两国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准？

斯蒂芬·罗奇：

我认为技术与生产力的交会是一个领域，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主席，以及现在作为学者，我已经研究了35年。在技术创新领域取得进展，并转化为可衡量、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这并非易事，特别是有气候和疫情等外部因素介入的时候。很明显，中国已经注意让本国技术平台的技术引进，避开有可能下重手回击自己国家，这取决于进口技术以什么方式进入自主创新平台。自主创新是由中国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有争议的方式从别人那里获取创新。同样，美国自己也必须加倍努力。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是创新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但我们的研发投入不足，我们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我们创建了非常强大的技术平台，它们正在推动全世界的生产力变革。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将来还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要再回到创新、技术和生产力的交会，特别是在这个全球供应链互通互连的世界上。未来几年，两国在推进这些领域的发展方面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周柳建成：

显然您很关心这个世界，关心世界现状和其中的人性。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想对生活在当今混乱的世界、且对未来充满困惑的人们说什么？只是作为斯蒂芬·罗奇，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学者，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斯蒂芬·罗奇:

这是很贴心的问题，我想你从政客那里得的简单回答是，我们是韧性的种族。我们一次次地经历这些，总是能恢复过来。看看经济数据，封锁期间迅速崩溃，重新开放后又强劲反弹。而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根据解禁后的反弹数据进行推算。当然，解禁后我们的数据会很强劲，但在充满信心大谈我们体制的内在复原力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复原力是努力获得的，不是天生就有的。新冠疫情的教训，气候变化的教训，让发展中国家仍饱受贫困之苦的教训，使强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像印度这样的潜在强国令人担忧地提醒我们，大家需要做些什么，来让我们的系统在将来更有自我恢复能力，距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仍然受着潜在破坏性不平等影响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对复原力有长期和认真的考虑。

周柳建成：

斯蒂芬·罗奇，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仔细倾听。谢谢您如今还在为世界提供指导建议。

斯蒂芬·罗奇：

非常感谢，我很荣幸。

（为清楚起见，已对上述文字记录稍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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